清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奏章，发布谕旨，这就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以皇帝的谕旨和臣下的题奏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主要以这些档案为根据修成的官书我们称之为政府官书。它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献。
综合类官书可以其内容分类。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的，我们把它们归结为一类，可以称之为综合类政府官书。这一类政府官书主要有《实录》和《圣训》、《东华录》等，以及民国政府的《公报》。现分述如下：《实录》和《圣训》清沿明制，每一皇帝死后，例开实录馆，根据这个皇帝在位时的起居注和其他日常办公的有关档案，用编年体的形式编纂他这一朝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记，称作该皇帝的实录。光绪皇帝死后，他的实录到民国年间才修成，其时宣统皇帝也已逊位，所以便把宣统一朝三年间的事情也编纂成书，称作《宣统政纪》。实录修成后缮写满、汉、蒙文本若干部，存放在北京宫中，另送一部藏在盛京（沈阳）清故宫的崇谟阁。
伪满“满日文化协会”将崇谟阁藏历朝实录以及《宣统政纪》，合起来影印出版，总名之为《大清历朝实录》。后在1964 年，台湾华文书局又据伪满影印本翻印。有关中日甲午战争部分中，凡日本方面忌讳的字眼均经挖改，如“赴倭责问”改为“赴日询问”，“倭势猖獗”改为“敌情叵测”，但未增减字句。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北京所藏善本影印，名《清实录》，已于1987年出齐，当是最好的版本。
实录体例，按年月日纪事。所据原档日期，在实录中改用干支。仅于每月初一这一天的干支下面书一“朔”字，由此可以推知本月以下干支各是哪一天。
实录记载皇帝的举止言行，包括典礼、祭祀、视朝、巡幸等；各部院及地方学政以上官职除授，武职总兵以上除授，新疆、西藏等地将军及领队大臣以上官职除授，奉使国外，陛见，大臣进退奖惩；官缺裁设，衙署移驻；文武官员选法、品级、考课则例有大更动者；每岁人丁、户口、田地税粮，蠲免粮赋；漕运、钱法、茶盐、榷关则例有更动者；官员俸禄和军士月粮则例有更动者；定礼仪、正乐律、治历法、勘方舆一切经钦定者；天象云物、气候应征、日食、星变、地震等，颁历进春；乡试、会试、殿试、传胪；国子监及直省学政条例有更定者；恩赏、旌表；命将出师，调兵筹饷，开拓疆土，改土归流；兵制、驿传；刑罚；坛庙工程，河堤水利，等等。可以说，举凡朝章国政，无所不包，事无巨细，均由皇帝躬亲裁决。
清朝实录，自道光以后属于近代，计《宣宗成皇帝实录》476 卷、《文宗显皇帝实录》356 卷、《穆宗毅皇帝实录》374 卷、《德宗景皇帝实录》597卷，以及《宣统政纪》70 卷。清朝实录，自乾隆以后，记事者少，主要是选录上谕，几乎成为按日排比的谕旨汇编。
臣下奏章，只在上谕中扼要述其内容，而后书明皇帝是如何裁处的。外省来的奏报，不是按出奏的日期编排，而是按皇帝批阅裁处的日期编排。为封建专制皇帝修实录，自然是以维护封建皇权的统治为其根本思想。对人民革命斗争的诬蔑，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宣扬，对皇权的崇拜和皇仁的感戴，都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的反映。作为史料来看，实录的价值是高的：（1）内容重要。实录记载皇帝的活动，记载他发出谕旨，批答奏章，这是最高层的核心文献。这些记载，一般来说都是有关朝章国政的大事。（2）材料丰富。实录所涉及的诏令奏章，包括了一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天象星变等自然现象的记载，内容十分丰富，且卷帙浩繁，道光朝以下的实录，即达到1873 卷。（3）编纂体裁优越。实录为编年体的史料长编，历朝大事均按时间顺序扼要记载，便于了解一代大政的主要线索。（4）史料的可信性强。实录根据起居注和其他有关档案编纂而成，所根据的多系原始文件，是第一手资料。
不过实录是为本朝皇帝编纂的，和易代以后为前朝皇帝修史者不同，歌功颂德自不待言，有对朝廷不利之处，或回避或篡改。清初《实录》一改再改，已为治清史者所熟知。近代《实录》，亦不免有“不实”之处。例如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咸丰皇帝病危，召内廷王大臣在寝宫奉面谕写了两道谕旨：（1）“皇长子御名（按指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2）“皇长子御名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这两道谕旨的原件至今尚在，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军机处上谕档》中。而在西太后等发动辛西政变后否认咸丰皇帝派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的遗命，说那是肃顺等人矫诏，“自不应纂入实录中”①。咸丰、同治两朝的实录均只编入立载淳为皇太子的上谕，对咸丰派八大臣赞襄政务的上谕则讳莫如深。
收入实录的上谕，有些被篡改。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期，六月初六日乙亥谕内阁云：“现在朝廷弹压（招抚）义和团民，各以安分（忠义）相勉，不许妄动，以安人心（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括号里是根据档案校出的原文，可以看出，把褒奖义和团篡改成弹压义和团，已远非原意。所以又有实录不实之讥。
实录馆纂修每朝《实录》的时候，又选取部分谕旨，编成该朝《圣训》，“垂训后世”，教育子孙。乾隆二年五月上谕，命令汇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五朝《圣训》，颁行天下。至光绪年间，又添上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上海有《十朝圣训》的印本行世。总计922 卷。台湾又有影印本。
《实录》有记事文字，《圣训》则只采上谕。《实录》按年月日编排，《圣训》则是分类编排，每一类中的谕旨再按时间先后编排。清廷将《实录》和《圣训》互相参照，作为一朝政要记载，历朝视为大政，采取不同的编纂方法，是各有所长的。
清初《圣训》分类较少，只二三十类。而至近代，既多内忧，又有外患，国势衰微，事务殷繁，宣宗、文宗、穆宗三朝《圣训》分类增多了，卷帙也增多了。《清宣宗圣训》130 卷，《清文宗圣训》100 卷，《清穆宗圣训》160卷。《十朝圣训》共922 卷，前七朝200 年事共532 卷，近代三朝50 多年共390 卷，占《十朝圣训》总卷数的42％。
《圣训》的价值在于：（1）分类编排查阅某类事的有关上谕时，比较方① 《谕内阁著即销除载垣等所拟赞襄政务及驳斥董元醇谕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 辑，第139—140 页。
便；（2）《圣训》所收谕旨，间有《实录》未收的，可补《实录》之阙；（3）这是颁行天下的官书，可从而了解和研究清朝廷是用什么教育臣民，施行其思想统治的。《圣训》作为史料看的不足之处是：（1）一些机密性的谕旨，在《圣训》中是看不到的；（2）《圣训》重在立言，谕旨中述及具体事务者多有删节；（3）内容缺少，仅凭《圣训》所收谕旨，是往往看不出所涉及的事情的原委。
《东华录》《实录》藏之大内，外间无由得见。乾隆时蒋良骐供职国史馆，得见自太祖至世宗五朝《实录》，及其他史料档案，择其有关“朝章国典，兵礼大政”①者摘要抄出，按日排列，体例一如《实录》，共得32 卷，因抄录于紫禁城之东华门内，名之为《东华录》。至近代，又有王先谦、潘颐福、朱寿朋三家《东华录》续出。
王先谦于同治光绪之际，编纂《东华录》，先后成乾隆朝120 卷，嘉庆朝50 卷，道光朝60 卷，咸丰朝100 卷，同治朝100 卷，名之为《东华续录》。又“病蒋氏简略，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①，计前五朝共100 卷，合《续录》总名之为《十朝东华录》。
王氏《东华续录》之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属于近代，大事有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王先谦显然略前者而详后者。道光朝《实录》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谕旨，《东华续录》抄的不多，且常压缩。如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日（1841 年5 月11 日）有一道谕旨，命令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等“分路兜剿”，不管以前“琦善与义律如何说话”，总要将“英人占据之香港”等地方“尽行收回”，而同时对于合法外商“著该将军妥为抚绥”②。而在《东华录》中，把这道上谕仅归为一句话：“谕奕山等抚绥各国洋务”。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记也甚简略。咸丰、同治两朝，正是清政府全力抵御和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时候，王先谦仅从《实录》摘抄谕旨便感到不够了，谕旨叙事过略，他便大量从《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和《钦定剿平捻匪方略》中选录有关重要战斗情况和情报的奏折。
潘颐福亦据《实录》等辑成《东华续录》，但仅得咸丰一朝，凡69 卷，有光绪八年（1882）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排印本。“潘录” 只是摘抄《实录》，不若“王录”之兼采他书，辑录奏章。“潘录”不如“王录”丰富，也不如“王录”流行，但“潘录”在某些内容方面（如关于清廷财政的窘迫状况）可以补充“王录”之不足。
朱寿朋纂辑光绪一朝《东华录》220 卷，于宣统元年（1909），由上海集成图书公司铅印出版。初版时亦名《东华续录》，因内容只记光绪一朝，故人们称之为《光绪朝东华录》。1958 年中华书局校点重印，即名《光绪朝东华录》。
朱寿朋纂辑此书，虽沿用《东华录》的名称，而实际上不论是史料来源或编辑方法，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已有所不同。以前各家《东华录》，都是主要以《实录》为底本。而《光绪朝东华录》的材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具有政府官报性质的《邸抄》和《京报》，并且利用了《谕折汇存》、《阁抄汇编》之类的刊物。二是辑录了许多本来并不公开的奏折和廷寄上谕，① 蒋良骐：《东华录自序》。
① 王先谦：《东华录序》。
② 《清宣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版，第21 页。
这些主要来自当时刊印行世的高级官员的奏议专集。三是近代报刊。
《光绪朝东华录》无《实录》为底本，也就摆脱了那种以胪列皇帝的活动和谕旨为主的编纂方法的影响，而大量采入奏议，特别是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的奏议。有些人的奏稿并未结集刊印，或虽有结集而未收入者，也在《光绪朝东华录》中保存下来。甚至在清故宫档案中找不到的奏折，也因朱寿朋的及时采录而被保存下来。例如戊戌变法时期，宋伯鲁、杨深秀参劾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新政，许奉旨明白回奏一折，就收入《光绪朝东华录》，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则不见。大量采录奏折，就比以前各家《东华录》以及《实录》更能反映这一朝史事的面貌和过程。这是《光绪朝东华录》的最大特点和最大优点。《光绪朝东华录》所收上谕没有《清德宗实录》那么多。但因为朱寿朋辑录上谕另有来源，所以也收有不见于《实录》的上谕。但《光绪朝东华录》的日期常有不准确之处，使用此书时应予注意。
民国政府公报《政府公报》是中华民国政府刊行的公布法律、命令的机关报。这是继承清朝《邸报》而来的。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公报在其形成中经历了几个段落。1911 年秋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曾发行《中华民国公报》。1912 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创刊发行了《临时政府公报》。同年2 月13 日清帝退位后，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发行《临时公报》。参议院由南京移至北京，袁世凯正式组织中华民国政府，5 月7 日起将《临时公报》改名为《政府公报》。
上述《中华民国公报》、《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政府公报》，是有关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初期历史的基本资料。按照行政常例，政府《公报》是不刊载机密文件的。
《临时政府公报》和《临时公报》，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前者又曾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25 号，有删节。《政府公报》藏于各地图书馆，台湾有影印本。
军事类（方略）
《方略》是清朝由政府主持编纂刊行的关于用兵打仗的政府官书。从康熙朝起，凡大兵事之后，为了宣扬皇朝“武功”及皇帝指授方略的“庙谟”，亦备尔后用兵借鉴，设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名曰《方略》或《纪略》。
清朝官修《方略》或《纪略》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关于征服割据势力，平定叛乱，统一内部和对外用兵巩固边疆的；一类是关于镇压国内各族人民起义的。近代国力衰微，对外抗战大都失败，无可宣扬，此类《方略》无法纂修（另纂《筹办夷务始末》）；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等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后修的几部《方略》或《纪略》则属于后一类型。此类书共有五种，均由军机处王大臣奕䜣等等奉敕撰。计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420 卷、《钦定剿平捻匪方略》320 卷，皆同治十一年（1872）出版；《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 卷、《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 卷、《钦定平定贵州苗匪纪略》40 卷，皆光绪二十二年（1896）出版。以上五种均有台湾影印本。其中关于新疆的部分，则是平定得到外国支持的阿古柏分裂割据政权的，在性质上说是属于上述前一类的。
《方略》或《纪略》沿用《实录》那种以皇帝为中心的方式编纂，把皇帝的谕旨和官员的奏报按年月日编排，上谕是皇帝发出的日期，奏折也是皇帝批阅的日期。所不同于《实录》的是没有记事的文字，内容完全是上谕和奏折，谕折完全是直接关于军事的。和今存谕折原档比较，收录的只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每个文件也多有删节。
《方略》的史料价值较高，第一，每一种《方略》均将此次用兵打仗的上谕奏折集中起来，是系统了解清朝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以及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近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清实录》和《东华录》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不如《方略》辑录的系统、全面。清朝重要将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均有文集行世，其中亦有一些这方面的奏折，但少谕旨。尚有很多将领没有文集，他们的有关奏报则可在《方略》中找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更为完全的有关谕折档案史料编辑出版以前，晚清五种《方略》是研究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近代军事史的必读史料官书。第二，《方略》收录的谕折，均择要采编，奏折多删去通行套语而存其要点。奏折有讳饰虚妄者不少，但此类不实的奏报，多系关于具体打仗情况的，大端则能存真。比如某地失守，奏报者是不敢隐瞒的，也是隐瞒不了的。第三，《方略》按年月日编排谕折，日期于干支外并书某日，眉目清晰。
《方略》的缺陷是：第一，只收直接反映战事的文件，此外，虽和战争关系密切，例如有关筹措军饷的重要文件，雷以諴的《抽厘助饷疏》亦摒弃不录。第二，记载战况多失实之处。前方将领的奏报，本来就多夸大战功，掩饰失败。《方略》意在炫耀皇朝武功，每次起义均被“剿平”，编纂又在“奏功”之后，对谕折的删节取舍之间，更是略败详胜。
夷务和外交《筹办夷务始末》鸦片战争以后，“夷务”成为近代中国的大事，也就必然地产生专记这方面事情的政府官书。首先出现的就是《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30 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100 卷，收道光十六年（1836）至同治十三年（1874），前后39 年间，清政府处理对外战争和外交事务的档案共9300 件、770 余万字，为研究中国近代前期帝国主义侵华史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保存了非常丰富的珍贵资料。所收文件也有删节，但基本保留了原貌。也还有未收的文件，或纂修时认为不重要而未选，或因保管方式不同，如留中，纂修时见不到。抗日战争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主持搜辑未编入《筹办夷务始末》的档案文件，编为《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史料旬刊》，载有鸦片战争的道光留中奏折。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分别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同治六年（1867）、光绪六年（1880），1929—1930 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就原本影印出版。建国以后，由齐思和主持整理，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已先后于1964 年和1979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整理本取消了原书中的封建抬头；每个文件都加了标题，并编了目录，加了标点符号，较长的文件分了段；干支之下注明农历日期，并附公元月日；外地奏折的出奏日期和上谕寄到的日期也尽可能注明；改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加了索引。这样的整理本，改进了原书编辑格式上的缺点，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和《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也将整理出版。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由修三朝《实录》的实录馆同时编纂的。光绪、宣统两朝，修成《德宗实录》和《宣统政纪》，辛亥革命以后，实录馆草草结束，未再循例编辑两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王彦威、王亮父子所辑《清季外交史料》，填补了这一空白。王彦威在方略馆值宿时见到前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于是在军机处档案中搜检光绪朝的外交文件，“摘取事由，记明月日。凡属旧事，则由大库调取案卷，其新事则皆承值时逐日所寓目者，因按年编次，分别纂录”①。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1900—1901）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王彦威随扈行在，他仍随时搜集材料，将这两年间过手的重要文件抄出，后来编成《西巡大事记》。王彦威死于光绪三十年（1904），光绪一朝最后四年（1905—1908）和宣统一朝三年（1909—1911）的外交史料，是由其子王亮继续搜集的。他采集清末外务部档案、驻外各使领存稿及各种有关的重要出版物，将包括光绪、宣统两朝的《清季外交史料》赓续编成。
《清季外交史料》总计273 卷。其中包括《光绪朝外交史料》218 卷，又卷首1 卷，《宣统朝外交史料》24 卷，《西巡大事记》11 卷，又卷首1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12 卷，《条约一览表》1 卷，《清季外交年鉴》4卷，《清季外交史料》所收文件和后来公布的一些档案核对，基本符合原貌，有不少文件且是在别处不易查找的。此书的价值，不下于《筹办夷务始末》。①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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