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 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 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 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 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 年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 年，1947 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