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五·四”运动，猛烈冲击了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大批仁人志士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同时，大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救国。在这股强大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学者在生物科学方面，不断引进了新的东西，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科学普及工作，使这门科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的高等生物学教育有了明显的进步，一批大学出现了生物系。首先是1923年以后，前编提到的数所高等师范均改为师范大学，然后又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如武昌高等师范进一步改成武汉大学。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合并，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沈阳高师则并入东北大学。广东高师与其他专门学校合并，后来又进一步扩充成为中山大学。成都高师与其他学校合并，最终成为四川大学。原设的博物部也都改为生物系。其次是一些农业大学也设立了生物系，如北平大学农学院设立了农业生物系。此外，当时的一些教会学校如苏州的东吴大学和上海的震旦大学也设立有生物系。1926年以后，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数量大增，大学的师资迅速充实，设立生物系的大学不断增加。如清华、燕京、北平中法、中国、复旦、沪江、同济、南开、金陵、齐鲁、厦门、福建协和、岭南、河南、湖南等15所大学在此期间都设立了生物系。1927年后，新设立生物系的大学又有浙江、山东、辅仁、云南等10所。到1930年，我国有近40所大学设立了生物系。教师一百数十名，在校学生数百人。 　　1928年，政府规定了“戊辰学制”。第二年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把小学的“理科”改为“自然”，内容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卫生和气象等。初中设“自然科”，大体包括相同的学习内容。高中设生物课。从教学内容的设置来看，是考虑到与高等教育有机衔接的。 　　就教材而言，自本世纪初开始，上海等地都编发过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和参考书。大学用书相对少一些。1923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邹秉文、胡先骕和钱崇澍等编的《高等植物学》、和薛德焴编写的《近世动物学》，都是国内各大学的主要动植物学教材。当时的教材还有李积新编、胡先骕校的《遗传学》、陈桢编的《普通生物学》。后来还有蔡翘著的《生理学》、《人类生理学》和实验指导，朱冼和张作人合著的《动物学》、张珽著的《生态学》等。参考书除前面说到的《植物学大辞典》外，还有陈焕镛的《中国经济树木》、陈嵘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钟心煊的《中国乔灌木目录》、刘汝强的《华北有花植物科之系统植物学》、社亚泉等编的《动物学大辞典》、贾祖璋、贾祖珊编的《中国植物图鉴》等。一般大学经常采用美国大学用的英文课本。这可能是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初期需要经历的一种现象，在当时也有有利于与西方大学接轨，便于学生在外进一步深造，以及进行更深层次的学术引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