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学理论 　　1.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1922，1）一文中指出：（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①。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点：“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②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说：“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③。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④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①，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发展。 　　2.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4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①《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 　　②此篇文章写于1929年，发表于《地理》，1942年第2期。 　　③《地学杂志》1935年第1期。 　　④《地理学报》1948年第1期。 　　①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1）3。 　　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点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速的发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1.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点。首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点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1946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1926年张其陶分为23个区；1934年葛利石（GeorgeB.Cressey）分为15个区；李长傅分为26个区；洪思齐分为25个区；王益厓分为23个区；1935年张其昀又细分为6O个区；1936年斯坦普（L.D.Stamp）分为17个区；1939年李四光分为19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1934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点困难：“（1）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小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小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①。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点）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①《地理学报》1934年2期。 　　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首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2.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发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1923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发表了《有助于■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①。1924年孙云铸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上发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1934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号上发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3—4期上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1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①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发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发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①。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发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发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发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超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1至2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1920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1929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10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1930①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59年铅印年，第163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1942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100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1942—1944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超、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