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策”和晁错之死 　　晁错（？—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②。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②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①《史记·申屠嘉列传》。 　　②《史记·申屠嘉列传》。 　　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可。”晁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 　　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①。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①《汉书·食货志》。 　　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①，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②。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③，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④。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风俗通义》。 　　④《汉书·食货志》。 　　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