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的时代背景 　　桑弘羊（前152—前80），西汉洛阳（在今洛阳东北）人。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隳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起，开始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人。洛阳处于汉朝中心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发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受家庭经商的影响，所以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业业务，学到工商业知识，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141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那时，他才十三岁。侍中地位亲近，“得入禁中”，经常接近天子，参预议论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卫青、霍光，得到皇帝赏识，升迁至高位。担任此职的，多系显官、贵戚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职，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说明汉武帝对他特别重视。 　　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以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惧），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①所以必须严刑峻法。“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②他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以严刑峻法为治，是必要的。他说：“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温舒）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③他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备至，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④①《盐铁论·刑德》。 　　②《盐铁论·刑德》。 　　③《盐铁论·大论》。 　　④《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虽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称引儒书，饰以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为用，“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⑤。他用四时的代谢说明“仁”“刑”二者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颇有汉武帝杂霸王之道的气味。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张教耕战，实行重本（农）抑末（商）的政策。商鞅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⑥桑弘羊则肯定商业活动，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经商致富的子贡、陶朱公、白圭、猗顿都是非常赞扬的⑦，特别是他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重视发展工商业更是颂扬备至。他说：“《管子》云：‘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⑧又说：“《管子》曰：‘..无末利则本业何出？’”①桑弘羊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②他还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并列举当时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宛等“富冠海内”的名都，以说明之③。桑弘羊这种重视工商业发展的主张，就是他所说的“开本末之途”中的“开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开的末，并非豪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指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必须由封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对于阻挠封建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豪商大贾必须予以打击。他斥责豪商大贾为“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