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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父亲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1939年）我家随浙大逃难到广西宜山(今宜州市）。在那里住了半年多后，日寇攻南宁，浙大嘱师生员工各自逃往贵州指定地点。我家与浙大教育系心理学教授黄羽异(黄翼）先生一家合雇一辆汽车，讲好送到贵州都匀，并付了定洋，约好在某一地点等候。到了开车那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等车，岂知汽车杳无踪影。等了半天，车子还是不来，却望见山上挂起了预报球。所谓预报球，就是告诉居民敌机正在飞向此城市。敌机靠近到一定程度，再加一个球——挂两个球，称为警报球，发出空袭警报，告诉大家赶快躲进防空洞。敌机飞到城市上空时便发紧急警报。当时挂出了预报球而行李尽在路旁，真是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我们受骗了，白白丢了定洋。 (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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