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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友





  虽然家在北平,可是已有十六七年没在北平住过一季以上了。因此,对于北平的文艺界朋友就多不相识。
  不喜上海,当然不常去,去了也马上就走开,所以对上海的文艺工作者认识的也很少。
  有三次聚会是终生忘不掉的:一次是在北平,杨今甫与沈从文两先生请吃饭,客有两桌,酒是满坛;多么快活的日子啊!今甫先生拳高量雅,喊起来大有威风。从文先生的拳也不弱,杀得我只有招架之工,并无还手之力。那快乐的日子,我被写家们困在酒阵里!最勇敢的是叶公超先生,声高手快,连连挑战。朱光潜先生拳如其文,结结实实,一字不苟。朱自清先生不慌不忙,和蔼可爱。林徽音女士不动酒,可是很会讲话。几位不吃酒的,谈古道今,亦不寂寞,有罗膺中先生,黎锦明先生,罗莘田先生,魏建功先生……其中,莘田是我自幼的同学,我俩曾对揪小辫打架,也一同逃学去听《施公案》。他的酒量不大,那天也陪了我几杯,多么快乐的日子!这次遇到的朋友,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每个人都跑了几千里路。他们都最爱北平,而含泪逃出北平;什么京派不京派,他们的气节不比别人低一点呀!那次还有周作人先生,头一回见面,他现在可是还在北平,多么伤心的事!
  第二次是在上海,林语堂与邵洵美先生请客,我会到沈有乾、简又文,诸先生。第三次是郑振铎先生请吃饭,我遇到茅盾,巴金,黎烈文,徐调孚,叶圣陶诸位先生。这些位写家们,在抗战中,我只会到了三位:简又文、圣陶与茅盾。在上海的,连信也不便多写,在别处的,又去来无定,无从通信。不过,可以放心的,他们都没有逃避,都没有偷闲,由友人们的报告,知道他们都勤苦的操作,比战前更努力。那可纪念的酒宴,等咱们打退了敌人是要再来一次呀!今日,我们不教酒杯碰着手,胜利是须“争”取来的啊!我们须紧握着我们的武器!
  在山东住了整七年。在济南,认识了马彦祥与顾绶昌先生。在青岛,和洪深,孟超,王余杞,臧克家,杜宇,刘西蒙,王统照诸先生常在一处,而且还合编过一个暑期的小刊物。洪深先生在春天就离开青岛,孟超与杜宇先生是和我前后脚在七七以后走开的。多么可爱的统照啊,每次他由上海回家——家就在青岛——必和我喝几杯苦露酒。苦露,难道这酒名的不祥遂使我们有这长别离么?不,不是!那每到夏天必来示威的日本舰队——七十几艘,黑乎乎的把前海完全遮住,看不见了那青青的星岛——才是不祥之物呀!日本军阀不被打倒,我们的命都难全,还说什么朋友与苦露酒呢?
  朋友们,我常常想念你们!在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也想告诉你们:我在武汉,在重庆,又认识了许多许多文艺界的朋友,都贫苦,可是都快活,因为他们都团结起来,组织了文艺协会,携着手在一处工作。我也得说,他们都时时关切着你们,不但不因为山水相隔而彼此冷淡,反倒是因为隔离而更亲密。到胜利那一天啊,我们必会开一次庆祝大会,山南海北的都来赴会,用酒洗一洗我们的笔,把泪都滴在手背上,当我们握手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啊!胜利不是梦想,快乐来自艰苦,让我们今日受尽了苦处,卖尽了力气,去取得胜利与快乐吧!

  载一九三九年四月《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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