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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曲剧” 在三四十年前，曲艺在北京极盛行的时候，“曲剧”已经有了萌芽。那时候，就已经有了拆唱快书、拆唱单弦牌子曲和彩唱莲花落。拆唱快书是由两个艺人拆唱一段快书，他们还是唱原词，不过是由两个人分开了唱。假若他们唱的是《草船借箭》，就由一位艺人演孔明，另一位艺人充鲁肃。这样的拆唱还没有戏剧的形式，因为除了二人彼此唱和，并不化装，也没有多少身段，只是角色分担显着更火炽，两条不同的嗓音也多少能使角色的语言更明确一些。 拆唱牌子曲就比拆唱快书更进了一步。一个故事可以由三四个人拆唱。比如唱《翠屏山》，就可以由艺人们分扮杨雄、石秀、潘巧云与迎儿等。他们也化装。虽然他们的化装很简单，可是到底有了一点戏剧的气氛。他们的乐器在“拆唱”的时候也增加了一些。这种演唱与方法还不能就算作戏剧，因为演员们都站在一张桌子后面，手中还敲打着乐器，所以不能自由地动作。这种办法，只能教观众一目了然地认识不同的角色，或者也更多了解一点人物的身分与性格；除此以外，并不比原来的形式增加多少戏剧性。 彩唱莲花落就比拆唱单弦又多了一些戏剧气氛。演员们增多了，都有简单的化装，而且在舞台上自由地活动。可惜，他们所表演的故事反倒比拆唱单弦更简单，所唱的腔调也很单调。这种“曲剧”虽然想戏剧化了曲艺，可是并没把曲艺的长处尽量地发挥出来。这种演法是采用曲艺中某一个调子重复地歌唱，不像是由复杂的民间曲艺发展出来的。 后来另有一种类似文明戏的小歌剧，虽然由曲艺艺人表演，可是他们并不采取曲艺的唱法与腔调。他们投降给半话剧半京戏掺合起来的文明戏。这，不能算作“曲剧”，就不多谈。 解放后，北京的曲艺界的艺人普遍地争取演唱配合政治任务的新曲子，同时也想突破旧形式，把曲艺由旧形式中解放出来。很显然地，由一位艺人演唱一段鼓词或琴书，就不如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那样具体、明确，能收到更大的教育效果。一个人唱总是由一位第三者述说几个人的事情，若是几个人合演一个故事，便能张三说张三的话，李四说李四的话，用活人表现活人。因此，艺人们就选用了流行的小歌剧或评戏，由几位艺人扮演出来。他们认真地化装，不像彩唱莲花落那么苟简，也不像文明戏那么半新半旧了。他们也有灯光和布景。从形式上看，他们所演的真像一种歌剧了。可是，在他们头几次试验的时候，他们对自己原有的曲艺还没有十分的信心，所以演员们出场下场还用京戏的锣鼓点。他们所唱的腔调也一部分是曲艺，一部分是评剧的唱腔，或别的流行歌调。这样，曲艺虽然戏剧化了，但不完全以曲艺为基础。这种“曲剧”是话剧、歌剧、京戏、评戏和曲艺掺合起来的东西，有点“四不像子”。后来，他们试演小歌剧《柳树井》，他们才放弃了“四不像子”的办法，而完全采取了曲艺的腔调。他们把剧中的故事分析了一下，然后按着每一情节的感情，配合适当的曲牌子。上场下场也不要京戏的锣鼓点。在《柳树井》里，他们选用了十四个不同的曲牌子，除了因牌子格式的限制非把原词增减字数不可，其余的他们都很忠诚地按照原词歌唱。这十四个牌子中有一部分是不很合适的，其余的都相当妥当，效果很好。假若他们能再加工，把歌唱的牌子更用心地选择，牌子曲既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再加以适当的安排，一定会有更好的效果。在歌唱与歌唱之间他们没能用音乐配合演员的动作，这是一个缺点。他们若能用心地选择一些老牌子，来配合演员的动作，就能弥补这个缺点。在演员动作与舞台地位上他们也需要专家帮忙导演。 总起来说，“曲剧”的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第一，旧的曲牌子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人民对它们素有好感，用它们来演唱一个故事，很容易被群众接受。第二，各种曲牌子是说唱形式的，说也是唱，唱也是说，很容易教听众听得懂。在这一点上，它很接近评戏，但是比评戏的腔调更美好复杂一些，不像现阶段的评戏那么单调。第三，在评戏里女演员的“弦儿高”，男演员的嗓音若无训练，就不易跟上，所以在评戏里往往女角突出，男角配搭不上。“曲剧”中的男女演员都是能够独立地表演某种曲艺的，所以合演“曲剧”的时候，大家都能发挥所长，不至于配搭不匀。即使嗓音的高低不同，若能巧妙地把曲牌子安排好，噪高的唱高弦，低的唱低弦，也还不至于显着不谐调。有了上述的三个长处，若再加上音乐的加工和舞台经验，“曲剧”的确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剧种，而且是由民间文艺发展出来的一个剧种。我想，在目前我们应当尽量地发掘老牌子，利用它们丰富现有的“曲剧”，然后再逐渐地把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音乐介绍进来，使它有更好的发展。 载一九五二年《说说唱唱》九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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