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改写“杨虎城案”历史的孙川
作者：余 人
“只怕放了张静甫会酿成后患，走漏了风声，坏了大事。”周养浩表示了不同看法。
徐远举打断了对方的话：“总裁催得很急，火烧眉毛了。大陆已经站不住脚，办事就不能太细致太认真，要快刀斩乱麻。总裁都管不了，我们还顾得了那么多吗？当然，对于张静甫，不能让他知道核心秘密。事不宜迟，现在你就把他押到我这儿来，要客气些。周副区长，你也一起去，办手续方便些。”
大约1个小时后，张静甫来到了徐远举的办公室。
几天后，张静甫由周养浩和张鹄从重庆带到了贵阳。张静甫即按徐远举的指令，以相同的口径劝杨虎城。
杨虎城未等张静甫说完，便反问道：“张医官，西安已被解放军占领，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商量？蒋介石这个人我可是早就看穿了的，心黑手辣，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当初，张学良将军要跟他飞南京，我就看出凶多吉少，果不出我之所料，张将军有去无回。张将军与他有亲戚关系，他都容不下，何况我呢？西安事变中，我可是主张立即杀蒋以谢国人的。老蒋多次咬牙切齿地说，假如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乱犯上，他早就把共产党斩尽杀绝了。现在，共产党马上要坐天下了，蒋介石对我更加恨之入骨，这是他要下毒手了，你要么是幼稚，要么是与他们串通一气，我宁肯相信是前者。”
张静甫急了：“杨将军，千万别误会，我这次来，是徐远举长官许愿，如果我能劝说让你赴重庆，就马上释放我。他知道我与将军的关系。”
听到这里，杨虎城长叹了一口气：“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自由谁不渴望呢？好啦，反正蒋介石要加害于我，在贵阳也可以下手。只要能换取张医官的自由，我这个同乡也心甘情愿，就算作为你陪我坐牢11年的一个回报吧！”
孙川从上述经过判断，杨虎城之所以同意赴重庆，只是出于同情张静甫的境遇。当时作为政治上的危险分子和尚在狱中的张静甫不可能一步登天受到重用，而只能是个利用对象。因此，张静甫诱骗杨虎城是在不知内情、不晓背景的情况下进行的。张静甫由开始监视杨虎城，到后来反而逐渐受杨虎城的影响感化，转而同情杨虎城。后杨虎城多次在经济上接济过张静甫。而张静甫也以教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和国文回报。1941年张静甫与曾庆云结婚时，杨虎城曾送对联祝贺，并让13岁的儿子杨拯中画一对喜鹊相赠。
孙川从调查中发现，张静甫的入狱与看守杨虎城的前两任队长李家杰、龚国彦均有关，俩人与张静甫关系形如水火。戴笠、毛人凤曾多次接到过张静甫与杨虎城有勾结的密报。最要害的当数1947年11月，杨虎城的夫人谢葆贞病逝于中美合作所监狱时，张静甫在料理后事中出了很多力，也对身心交瘁的杨虎城进行了精心照顾和安慰。于是，毛人凤大为恼怒，次月便判张静甫3年徒刑。从所有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出，张静甫与杨虎城关系确实比较密切，而且可以称得上感情深厚。但这并不能排除张静甫被迫杀害杨虎城的可能。
孙川又寻找了新的调查切入点。而切入点正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疑点。经过可以想像的周折，孙川又消除了此案中的一个大疑点，这就是沈醉曾交代张静甫于1949年10月26日作为凶手代表到重庆领取过7根金条的赏金。可是，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有关档案资料上，孙川却又看到了这样的记录：1949年10月10日，毛人凤在重庆召开了处决杨虎城有功人员领奖会，作为主要策划者及凶手的周养浩、熊祥、王少山、杨进兴仅得银元200元，张鹄150元，江利田、李谦祥各50元，最少的甚至只有2元。
为何张静甫的赏金要比其他地位高作用大者高出几倍呢？为何沈醉提供的领赏日期与军统记载的日期会相差16天？
孙川深挖细查，理清了这个貌似简单，其实复杂；看似清晰，其实模糊的线索。原来，沈醉于1949年10月26日派张静甫、夏德贵、陈琼、徐钟奇4人到重庆，是具有双重目的的，第一是由张静甫代表看守杨虎城的14名特务去领取赏金，而这个赏金分了若干个等级，一是策划者；二是在现场直接执行者；三是参与者；四是曾看守过杨虎城的特务。总之，赏赐是老天下大雨，人人有份。第二是由上述四人共同去领军统云南站的活动经费。当时，毛人凤共批给4600元银元和7根金条。几天后，张静甫率上述人员携此经费包机返回昆明。经费由张静甫与云南站财会人员王静涵2人一起如数转交沈醉。
所谓张静甫到重庆领取杀害杨虎城赏金一事水落石出。但是，这并不能彻底排除张静甫杀害杨虎城的嫌疑。
既然不能排除嫌疑，那么，就必须搞清杨虎城被杀害时，张静甫究竟在哪里？
孙川想，杀害杨虎城的策划者徐远举、周养浩俩人在重庆解放时来不及逃走，被抓获。在战犯管理所中曾交代过杀害杨虎城的经过。何不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可查来查去，却没有张静甫在杀人现场的只言片语。
孙川继续使用排除法，如果徐远举和周养浩属于遥控指挥者不在现场可能会出现遗漏的话，那么，作为在现场直接执行杀人罪恶的杨进兴可能在自己的交代中对杀人同伙有更详细的涉及。
杨进兴，1940年参加军统。曾先后任军统头子戴笠的警卫、副官。戴笠死后，杨进兴被调入军统重庆看守所任看守，之后升任白公馆监狱看守长。杨进兴曾先后参与杀害共产党和爱国人士近百人。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下达密裁杨虎城的口谕。9月6日，杨进兴被毛人凤指定为屠杀小组成员。当夜，西北军二级上将杨虎城及其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将军及夫人和儿子共6人被杀害。
1949年11月29日，重庆解放的前一天，杨进兴在中美合作所执行了最后一次屠杀32人的任务后即潜逃。当年12月11日，他化名杨大发携老婆田德俊回到了南充县青居乡三村。1955年6月17日，重庆市公安局与南充市公安局联手抓获了杨进兴。6月18日，杨进兴供认了杀害杨虎城的经过。7月30日，预审结束。1958年5月16日，杨进兴被依法处决。
在杨进兴所有的交代材料中，其杀人同伙中均无张静甫。
至此，孙川产生了一种预感，这就是曾庆云的申诉中称其丈夫不在杀人现场的说法是可靠的。然而，孙川十分清醒，仅凭以上事实，是无法成为平反依据的。她又马不停蹄奔波于重庆、贵阳和云南之间，对比有关档案，核实证人举证。一段史实终于澄清：1949年9月5日，即杨虎城离开贵阳的前一天，毛人凤和徐远举经过反复斟酌，最后敲定了6名他们认为可靠的刽子手。这6名特务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行动组中校组长熊祥、少校副组长王少山、白公馆看守所中校看守所长陆景清、白公馆看守所少校看守长杨进兴及尉级特务宋文芳、王孝先。并由毛人凤、徐远举俩人亲自主持上述人员举行了秘密集体宣誓。这6名刽子手在杀害杨虎城等6人后，除杨进兴一人奉毛人凤之命潜伏大陆外，其余5人均被毛人凤派专机送往台湾。
1949年9月6日上午，当杨虎城等6人被押上汽车时，周养浩命令张静甫率原看守杨虎城特务队的14名特务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原地待命两个星期。
周养浩从贵阳看守特务队中只挑选了6名随行至重庆，即杨以模、胡少亭、李谦祥、罗天焕、汤建成、江利田。这6人将杨虎城等人押到重庆后，周养浩让他们原地待命。当杨虎城等人被另6名刽子手杀害后，由于人手不够，杨以模等人又被派上用场，帮助刽子手掩埋尸体。
如果按罪恶来分的话，直接凶手应是熊祥、王少山、陆景清、杨进兴、宋文芳、王孝先。间接凶手则是杨以模、胡少亭、李谦祥、罗天焕、汤建成、江利田。而张静甫及在贵阳待命的14名特务只能承担看押爱国将领的罪责。显然，按照解放初中国共产党关于镇反的政策，属罪不当诛。
虽说周养浩命令张静甫率14名特务从1949年9月6日起在贵阳原地待命两个星期，而实际上，直到10月18日，张静甫一行才奉命从贵阳乘汽车出发，于20日到达昆明向沈醉报到。
接下来，孙川又在昆明市军管会的档案中查到了这样的记载：1950年3月24日，张静甫投诚登记当天，带领公安人员在昆明龙井街逮捕了伪军统贵阳情报站长汪剑英，并缴获发报机一台、手枪两支。不久，亲自抓获国民党CC派贵州省党部情报处长黄常佐并扭送公安机关。之后，又与刘安堂在金碧路擒拿伪军统检察站长翁立城归案。另外，还动员伪贵阳市警察局司法科长王文蔚向人民政府投诚……
至此，张静甫一案真相大白，疑窦全消。然而，查清全案，并不等于万事大吉，查案难，平反更难。
你是共产党的青天啊
在孙川的面前，仍然难关重重。
核心问题即孙川对此案复查的定性能否为公安机关领导以及执法机关所接受。孙川对此案的定性十分明确：一、张静甫不是杀害杨虎城的凶手；二、张静甫属起义投诚人员；三、张静甫属错杀，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8年6月17日，云南省公安厅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厅长彭建飞批准了孙川同志所拟关于对张静甫按起义投诚人员平反的报告。当月，公安厅党委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此报告并形成了决定。
侦查机关的第一步走得似乎很顺利，但第一步的审判却迈得很缓慢。审判机关不是不想改判，而是不敢改判。因为，建国以来，云南省遇到如此棘手的疑难案还是第一次，将已经在世界产生了几十年影响并经过上级盖棺定论的铁案重新撬棺再论，谁都明白，难度太大、风险太大。于是，矛盾交到了云南省委统战部。统战部掂出了此案的分量，自然不敢马虎，派员复查后明确表态，同意公安厅的意见。
审判机关履行了必要的复查程序，又采取极为慎重的措施，按级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又报告了中央有关领导。
1989年4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下达了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写道……按有关政策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1951年4月15日对张静甫判处死刑的决定；二，恢复张静甫的投诚人员名誉……
至此，张静甫被错杀一案得到圆满解决。
当曾从军从孙川手中接过判决书，激动得热泪纵横，情不自禁跪下了：“孙主任，我不跪天不跪地，只跪父母。但是，今天不跪不足以表达我和全家的感激之情，是你几次在我家撤诉的情况下，又鼓励我们坚持了下来，是你给我家送来了珍贵的春天，是你给了我家珍贵的政治生命，是你解除了我家背了40年的精神包袱。你是共产党的青天啊……”
热泪打湿了孙川的眼睛，她握住曾从军的手说：“不要谢我，应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也谢谢你妈妈提供了情况配合复查。同时，还感谢她把你们几个孩子培养成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这次复查，查出你父亲是太原晋祠镇花塔村人，你们去找故亲吧。”
按照孙川提供的地址，曾庆云一家找到了失散数十年并一直在寻找他们的故乡亲人。
1990年春，当曾从军来到父亲老家山西省太原市晋祠镇花塔村时，家乡的亲人告诉他，40年来，张静甫的直系和旁系亲属由于受“杀害杨虎城刽子手”问题的影响，一直见人矮三分，低着头生活，夹着尾巴做人。
曾从军讲述了父亲平反的传奇经历后，家乡的亲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从此，他们又可以扬眉吐气，抬头做人了。
海内外的一些原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人员及家属听说此事后，纷纷感叹不已。如果是国民党，别说是纠正党外和敌人的错案，就是党内的错案也休想得到平反。难怪共产党能从弱到强，从无到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夺得江山，久坐天下。
一位曾是国民党将领后转入台湾商界的老人说，张静甫错案的平反，使我对共产党放弃了怀疑，增加了信任，充满了希望，因此，我决定在大陆作长期投资。
落实政策后，曾从军评上了高级职称、晋升了工资，当了云南省科委主办的《奥秘》杂志副主编，真可谓多喜临门。在这个时候，孙川没有放松对曾从军的要求：“你千万不要满足，这些虽然是组织上对你政治上的信任，对你才华和贡献的肯定，但你还要争取更大的进步。”
1994年11月，曾从军按照孙川的建议，来到北京看望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时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秘书长的杨拯民。杨拯民感慨万千：“我们都是国民党员的儿子，但最后都为共产党员折服，正所谓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选择。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好在孙川搞清了这段历史。你还年轻，可以为中国人民贡献更多的才华。我将《杨虎城传》、《杨虎城在欧洲》、《杨虎城在国外演讲录》3本书赠与你们全家。”
在沈醉的家中，曾从军向尴尬的长辈讲述了父亲错案已纠的情况。沈醉对自己当年的轻率推理所造成的后果屡表歉意：“起义时，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讲出来，表示全心全意告别罪恶的过去，当时，我在昆明接到毛人凤让你父亲去重庆领取杀人赏金的电报后，我想，张静甫和14名特务参与杀人，才会得到奖赏。谁知里面还会有这么多的插曲。”曾从军则豁达地予以了体谅。
其实，早在张静甫案纠正的第二年冬天，孙川就到北京向沈醉先生通报了复查和纠正情况。沈醉为孙川的精神大为感动，沈醉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位男子汉，不料却是女丈夫啊！你是我一生中很值得敬佩的人。能够认识你，是我的一大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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