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6期
改写“杨虎城案”历史的孙川
作者：余 人
1985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沈醉先生收到了一封令他思绪万千的来信。信中写道：
“目前，中央正大批平反冤假错案，为此，我特郑重地向你申明一个事实，这就是我的丈夫张静甫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而且，我丈夫在云南起义时，还遵照你署名的卢汉将军起义通电手令到昆明市军管会作了登记。可是，你在你写的《军统内幕》等书中指明我丈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要凶手……我丈夫被镇压后，我一直把秘密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申诉。即使申诉，在那极左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年代，谁又会相信我这个反革命刽子手的家属？我被迫改嫁，儿女们也被迫改姓，不能入团入党，不能提拔重用……原来，我想30多年都熬过来了，无所谓了。但又转念一想，子子孙孙怎么办？难道也要让他们永远蒙受冤屈耻辱吗？难道让他们空抱着满腔爱国心而报效无门吗？看在你受共产党多年教育的份上，看在我丈夫曾是你部下的份上，请把我丈夫杀害杨虎城的证据拿出来，以便让人民政府把真相搞清……”
看完这封信，沈醉不禁大感困惑：既然你的丈夫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为何他被判处死刑时不提出异议，而且之后的36年间其亲属也没有翻案申诉？何况，如果张静甫和其所率14名特务没有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毛人凤怎么会把他们全都列入有功人员名单，并且于1949年10月26日由张静甫作为代表到重庆领取了赏金？
也正因为此，刚解放时，在沈醉向昆明市军管会公安机关提供的检举揭发军统罪恶的材料中就有了以上交代。虽然不能肯定这一交代是把张静甫等人送上断头台的唯一因素，但无疑它是一个重要证据。
建国以后，不同作者出版的关于杨虎城将军被害案的著作数以百计，都把张静甫作为主要凶手来描写。而这些著作所述这一情节都与沈醉所著的《军统内幕》一书相关。
接到张静甫的妻子曾庆云的信后，沈醉写了一封信给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的孙川。
孙主任：又有事要你费神查明一下，以便落实政策，原在保防处任副科长的张静甫，1950年12月9日在保防处被扣押，第二天被释放。1950年12月18日又被捕，1951年4月15日被镇压。如当晚他在场，应属随我起义或投诚人员。现其家属希望弄清这一经过，务乞费神一查为感。
精明的人不难明了其避实就虚的深刻用意，信中只字不提杨虎城将军被害案，只讲起义投诚。如办案人员维持张静甫是凶手的结论，那就决不会查什么起义投诚这类细枝末节的小事。如办案人员要查杨虎城案而引起政治风波受到追究，那也搞不到自己的头上来。照沈醉看来，即使办案人员有胆量去碰杨虎城案，甚至认为有疑点，也未必敢查到底，因为这是中央盖棺论定的铁案。然而，沈醉最担心的还是万一真的查明张静甫不是凶手，自己作为揭发者之一，将如何解释？
孙川接到沈醉的来信后，立即找曾庆云调查。曾庆云向孙川说明，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将军在重庆被害时，她与丈夫均在贵阳，而不在重庆。另外，其夫曾于1950年3月24日在昆明市军管会公安机关办理了投诚登记手续。
在档案馆里，孙川看到了张静甫的简历：
张静甫，男，40岁，大学文化，山西太原人，曾先后就读于中国民族革命大学医学院、西安中央军委政训班。1938年加入军统和国民党。1939年调任看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的上尉医官，1946年升任看守杨虎城特务队中校副队长兼医官。1947年12月被军统逮捕投入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1949年8月被释放并恢复原职。1949年10月任军统云南站保防处三科中校副科长。1951年4月15日作为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犯，被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枪决。
在所有的档案材料中，均不能排除张静甫参与杀害杨虎城的嫌疑，主要依据有四点：
一、1948年8月25日，蒋介石飞赴重庆亲自部署密裁杨虎城事宜，而此时杨虎城尚关押在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军统保密局长毛人凤，西南军政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及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先后轮番上阵，以总裁要在重庆与杨虎城就西北问题相商为由进行诱骗，均未奏效，后改由张静甫出面方告得逞，致使杨虎城到达重庆当晚便遭杀害。
二、1949年10月26日，张静甫曾代表分配到军统云南站工作的原看守杨虎城特务队的14名特务到重庆领取了杀人赏金。
三、军统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于1949年12月9日在卢汉的起义通电上签字以后，在向人民政府检举揭发军统罪行的材料以及其所著的《军统内幕》、《我所知道的戴笠》等有关文史资料上，均指出张静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犯，而且此案系经昆明市、云南省和中央盖棺论定。
四、张静甫于1951年4月15日被枪决时以及其后30多年中，其家属和外界舆论对张静甫的罪行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
根据中央“宜粗不宜细”的政策，结合此案已过30多年，当事人或见证人难以寻找的实际情况，查到这里，孙川似乎可以对曾庆云说一声“维持原结论”了。何况，曾庆云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张静甫不在杀害杨虎城将军现场的证据来。而法律重视的只是证据，要么人证，要么物证。
不过，孙川此时虽未查清张静甫是否参与杀害杨虎城的问题，却查到了张静甫曾于1950年3月24日到昆明市龙井街军管会公安部履行投诚手续的原始记录。这个收获起码可以回答沈醉所要求复查的问题了。
但在孙川看来，这也许是一条能够打开一扇沉重的历史秘门的关键之缝。她想，既然沈醉确定张静甫是杀害杨虎城将军的主犯，那么能不能请他把依据再谈具体一些呢？
于是，就有了1986年孙川的北京之行。在沈醉的家中，孙川听到的情况却使她陷入了更加意外的困惑之中。
对活人、死人都要负责
沈醉提供：1949年9月30日，他在昆明接到军统保密局长毛人凤的电令：杨虎城已被处决，看守特务队因此解散，由特务队副队长张静甫率14名特务到云南站工作。
1949年10月20日，张静甫率员向其报到。
1949年10月26日，张静甫赴重庆领取杀害杨虎城的赏金。
虽说沈醉没有亲眼看见张静甫参与杀害杨虎城，但上述事实足以推定张静甫的罪行。
孙川没有失望，她要找到张静甫是否在杀人现场的可靠证据。为此，首先便要弄清在现场的所有特务；其次，要弄清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中有几人在杀人现场；另外，还要弄清张静甫带到昆明的14名特务是否全部参与了杀人。
于是，孙川马不停蹄地下四川、上浙江、奔湖南、赴广东、跑贵州……
正在孙川紧锣密鼓地开展调查，一一排除一一否定，清理着纷乱如麻的线索之际，不少人给她泼起冷水，误解、担心……万一查出此案系错案，岂不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吗？
这是中央定的铁案，何必去踩这种政治地雷；悠着点吧，你患心脏病、胆结石、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只剩下半条命，走路都困难，恐怕案子没办完，你就见马克思去了。面对这一切，孙川查清历史沉案的坚定信念没有丝毫动摇。这一切与她那坎坷的特殊经历密切相关。
1950年冬，16岁的孙川当上了西南公安部的一名情报侦察员，之后又当预审员。30多年的公安生涯，形成了她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0年动乱中，她作为“军统高级特务”被残酷批斗。逻辑荒唐得出奇，就因为她曾在中美合作所原址上办公的西南公安部工作过。
1969年冬，尽管她已怀着8个月的身孕，仍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在砖瓦厂的水塘中光着脚板踩稀泥。从此，她被风湿性心脏病和哮喘缠上，致使不久出生的女儿成为几个孩子中身体最差的。她的心里也因此永久地刻上了对女儿的愧疚。掌握了生杀大权的坏人曾多次设下圈套，或以加重处罚相威胁，或以给其自由相引诱，企图让她陷害其他同志。反抗，使她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肉体和精神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家庭也受到了株连。在长达11年的蒙冤岁月中，她没有出卖灵魂，没有伤害过一位无辜者。1979年，强加在她头上的所谓“中美合作所高级特务”帽子才被摘掉。1981年，云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孟琦亲自点将。从此，她挑起了云南省公安厅复查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主任的重担。
正因为孙川有蒙冤的特殊体验，使她对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重新执掌办案大权，她更加珍惜已经不多的工作机会。
“复查办”虽是一个机构，但却只有她一名专职人员和两名兼职人员，而复查的案件时间跨度却长达60年。涉及地下党人员、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统战人员、华侨等。案情之复杂，工作量之大，责任之重，自然不言而喻。
上任之初，极左思潮还有不小的市场，每迈进一步，都会遇到重重阻力，甚至经常出现连案子都不让她查的问题。孙川不厌其烦地向有关同志宣传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方针政策，耐心细致而又旗帜鲜明地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自古以来，人无完人，现在党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正是对当事人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把所有的冤假错案全部查清并改正过来，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和哪一级领导批准的，都不能例外。如果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自己或家人受到冤屈又会怎样？起码，查清了真相，哪怕不能平反，也好给当事人或家属一个明确的交代。
可以说，不管人们认识差距有多么大，孙川所到之处，总能用自己这些体现原则充满人情透出哲理的话语让涉案执法部门折服。
做通有关执法部门的工作难，查案过程也难。张静甫一案一查就历时4年，涉及10多个省、市、自治区。经费缺乏，她就经常自费出差，住宿总是10元以下的小店，吃饭总是几个馒头就着白开水。有时，为了取得证人及其家属的配合，她不得不自掏腰包请吃送礼，以联络感情。好几位与她一起出差办案的同志都说，孙川这么艰苦已经到了自虐程度。孙川到了目的地，往往刚放下行李，便立即马不停蹄找当地统战、公安、法院以及历史见证人联系。同行的同志感到吃不消提出休息，孙川总是说，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挽救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当事人和见证人大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他们一死，案子就无法定论，就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1988年冬，孙川来到湖南省华容县找一个年逾八旬的见证人。当地政府工作人员说此人住在远离县城30多公里不通公路的一个偏僻山村，准备打电话让乡政府通知此人到县城来。孙川马上制止道，这样不好，不能让老人来将就我们。说完，她带着档案冒雨踏上了泥泞的山路。一路上，华容县政府带路的工作人员感叹不已，称赞孙川精神可佳，在孙川的身上，他看到了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11年中，孙川走访过的涉案人员达上千人，翻阅过的案卷已数不清，有的一起案件的卷宗材料就重达七八公斤。有的案件由于比较复杂，常常需要跑遍全国。她是在眼底动脉硬化、经常出血、视网膜萎缩的情况下挑灯夜战，一行行一字字寻找证据的。她也是在腹部经常剧烈疼痛的情况下出差办案的，直到1986年她在办案途中昏倒，被送进医院，检查出腹腔长了一个大瘤子。
当曾庆云及其长子曾从军了解到孙川为查此案费尽了心血，遇到了非议，遭到了阻力，仍不退缩继续努力的实情后，不忍心让孙川再受罪，同时也对平反失去了信心，于是，多次要求撤诉。
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正求之不得而顺水推舟，但是，孙川却反而劝说他们，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得失，相信共产党定能查个水落石出，作出公正结论。
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当事人要求撤诉是1988年1月，也就是说，从曾庆云及其子曾从军1985年申诉起，已3年多了。
其实，此时的孙川已经查清了全案，但为了慎重，即调查结论必须经几家政法部门统一认证并经过复查同时报上级机关批准后才能定夺。尤其是此案系通天大案，没有中央的意见，断不可翻案。因此，孙川的嘴仍是“铁将军把门”，未露一丝口风。那么，孙川的调查结论又是如何的呢？
张静甫罪不当诛
孙川调查的结果如下：
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向军统头子毛人凤下达了密裁杨虎城的命令。毛人凤与西南军政特区区长徐远举和副区长周养浩商议后，认为在贵阳处决杨虎城容易走漏风声，决定将杨虎城转移到重庆中美合作所加害。于是，徐、周俩人以及第三任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张鹄轮番去贵阳黔灵山麒麟洞，以总裁要在重庆与杨虎城就西北问题相商为借口进行诱骗，但均未成功。一筹莫展的徐远举问周、张：“在看守人员中，谁和杨虎城最亲近？”
张鹄答：“张静甫！此人与杨虎城相伴已有11年，且与杨虎城是山西同乡，和杨虎城不但有情感上的接近，更有政治上的共鸣。因此，1947年12月由我的首任队长龚国彦将张静甫投入了白公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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