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第11期

文化名人婚外恋

作者:高志林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闹学潮,提出“凡与日本人结成夫妇的都要离婚”的口号,而郭沫若经受住了来自社会与家庭的种种压力,在困苦中唱出了一曲爱的颂歌。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这样写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次救转了的,或者怕是算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爱情呼唤诗,诗促进爱情。”
  1922年2月底,郭沫若回上海,与成仿吾等人办起了“宣传革命”的杂志。1923年4月,安娜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上海。没住多日,安娜便对上海失去希望而毅然回归日本。为了减轻郭沫若的负担,她把孩子统统带走了。为此,郭沫若由衷地敬佩她:“祝福你,圣母玛丽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
  安娜走后没多时日,郭沫若便受到蒋介石的通缉。组织上立即安排他去日本。此时,他染上斑疹伤寒。一到日本,便住进了医院。而此时的安娜也因家庭的拖累得了慢性肾炎,脸、脚都浮肿,但仍硬撑着身子,每天去医院看望“丈夫”两次,晚上再陪到深夜。凭着“妻子”的柔情护理,终于挽救了郭沫若的生命。为此,郭沫若深切地感到安娜才是“我永远唯一的爱人!”1928年2月1日,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问世,他翻开此书的扉页。
  Anna:促笔题句:
  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
  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接着,又在第二页里用德语写了一行字:“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1928年2月27日,郭沫若因是左派要人而被日本政府关了起来,安娜托人把他给救了出来。以后,每逢有宪兵来家捣乱,都被安娜机智支走。1932年经郭沫若自己接生,安娜生下了第五个儿子。取名志鸿,以表示对“爱妻”的一片深情。从此,清贫“夫妻”相依为命。
  接着,“九·一八”事变,郭沫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女记者于立忱。两个人因投身革命的志向一致,在热烈的频繁的工作接触中热恋了起来。对此,安娜耳闻而不相让。此时,郭沫若已是40多岁的人了。
  1937年,郭沫若要回国担当抗日重任。安娜没有阻拦他,但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以前那样胡闹才是。你性情不定,最是让人担心。但要你认真地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为此,郭沫若向安娜保证:“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杂,甘受戒僧的清规。”
  郭沫若回国后,日本人视安娜为“野狗”,关押、毒打她,逼她让孩子入日本籍。而安娜严正声明:“我是‘野狗’,我就爱中国!”1938年郭沫若知道安娜的处境后,写了一首诗,敬献给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她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涛。
  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然而,在写诗后不久,郭沫若便和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公开同居了。直到抗战胜利后,安娜才从夏衍编的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上看到郭沫若的回忆录。于是,她带着长子和生、女儿淑子从日本坐船经台湾来到香港,千里寻夫找到了郭沫若住家。对于安娜的突然到来,郭沫若愕然了,于立群也不知所措了。而安娜目不转睛地盯着郭沫若、于立群和同样5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孩子,她又能怎样呢?后来,经组织的劝解,善良的安娜作出了牺牲,她带着孩子来到了当时已经是解放区的大连市。在那儿,她一直住到了终老。
  1974年秋,安娜得知郭沫若因“文革”受批而身体不好,特地带女儿淑子去北京看望他。在病床前,安娜拿出许多在日本故居的照片给郭沫若看。郭沫若看了这些照片,心情十分激动。临别,安娜和女儿淑子按日本的方式,双手放在膝上,向他行了告别礼。郭沫若却无法起身,只能用深情的目光送别。20年的贫贱夫妻啊!郭沫若的两眼湿润了。这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至今依旧让我们为之而感动、感慨……
  
  胡适之的无约等待
  
  胡适,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才学出众的国学大师,他以其深邃的思想影响着以后几代人。然而,他自己呢,却有着挣不脱、解不掉的情愁,品尽了“无约等待”的苦楚。
  胡适4岁丧父,13岁(1904年)母亲为他做主,与县内巨富大户之女江冬秀订婚。这桩婚事,累及胡适一生。
  1908年,17岁的胡适加入了新公学。就在这求学、谋生两茫茫的忧愁之际,他遇上了一班浪漫的文朋,随之跟着堕落了。终于,在一天喝得酩酊大醉而打了巡捕,被抓到巡捕房关了起来。后来,在友人郑铁如的保释之下,才回到住处,不胜悲伤,于是,才扼住沉沦之中命运的咽喉,辞去职务,还清债务,闭门读书。这样,直到1910年才考取“庚款”第二批留美学生。胡适来到美国,先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后改学哲学,兼学英国文学、政治、经济,获学士、硕士学位。期间,他认识了同校学美术的女同学韦莲司。
  韦莲司是位“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饰服饰”的女性。就是这种特立独行、落拓不羁的个性深深吸引了胡适。这年10月,胡适与韦莲司的接触频繁,周末,两人出游“不觉日之晚也。”11月,韦莲司返回纽约继续学画,临行前将自己摄的两幅题为“秋柳”的照片赠胡适,这是因为她两人曾在漫步中见一垂柳迎风而舞,能勾起胡适无限情丝。两个月后,胡适与韦莲司重逢。这时,胡适因爱恋韦莲司之故,忽而对美术发生了“兴趣”。于是,两人就多了一层爱恋之外的知趣,由此,韦莲司陪同胡适参观了纽约的许多美术馆。可以这样说:胡适一生与美术无缘,这时却对美术产生浓厚“兴趣”。这无疑是爱屋及乌,为着寻找共同语言。
  此后不久,胡适与韦莲司在信中讨论起“男女交际之礼”的问题。韦莲司在信中说:“最适合于最高尚的人的礼,乃是一种思想之礼,如果明知性的吸引没有用处而弃之不顾,把注意力转移到‘更高尚的友谊’,便无所谓‘非礼’,这样,在两人之间,也只有在两人之间,便能有最亲密、最富于思想启发的关系。”
  三个月后,胡适又来到纽约,下车便打电话通知韦莲司。于是,韦莲司在寓中具馔招待胡适,畅谈至黄昏,两个人又同去赫贞河边漫步,竟“几忘是在纽约的尘嚣中矣”。为此,胡适曾填词《满庭芳》:
  枫翼敲帘,榆钱入户,柳棉飞上春衣。落花时节,随地乱莺啼。枝上红襟软语,商量定,掠地双飞。问须待,销魂杜宇,劝我不如归?
  归期今倦数。十年作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月,指点过湖堤。
  两个人在微风晚霞下“红襟软语”、思“掠地双飞”,只求“销魂杜宇”。这是当年胡适漫游朦胧的爱情境界的写照。
  然而,就在他“语深浑不管昏鸦”的热恋之际,他提出要与江冬秀解除婚约之事被母亲驳回,而韦莲司的母亲也明确表示不赞同女儿的这桩婚姻。无奈,两人后来果真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高尚的友谊”上去了。但对于胡适来说,这是他刻骨铭心的一次初恋,直至20余年后,头上已有几缕白发的他,仍难忘400里赫贞江边那少年岁月的梦和爱……
  也就在胡适与韦莲司女士进入“更高尚的友谊”时,东方才女陈衡哲又进入了胡适的情爱生活之中。
  陈衡哲生于1890年7月12日,长胡适一岁,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官宦世家,自幼饱读诗书,当时在美国瓦沙大学攻读历史,是当年获准入学的唯一两个女生之一。
  1916年夏,陈衡哲和任叔永到绮色佳度暑假时,胡适已进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无缘与陈衡哲见面。后来,因任叔永是胡适在上海公学时的同学,在国美又同为《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任虽早有妻室,但却热恋着陈衡哲。10月,经任叔永牵线,胡适才与陈衡哲通信。1917年4月7日,又由任叔永陪同,胡适与陈衡哲才见了第一面。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这样记着:“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
  当时,胡适在美国留学学生中,属出类拔萃者,处处演说,时时发表英文文章,人又生得潇洒英俊,因此,深得女孩子们欢心,陈衡哲也不例外。
  胡适碍陈衡哲是任叔永的女友,虽作出“朋友之友不可友”的君子之道,然而,对于陈女士频频送来的爱却又无法抵挡。这从五个月之内胡适单方面寄给陈女士的四十余件信函看,也就足以证明他对她的无限爱恋。尤其是那些“游戏酬答之片”,更能说明双方的感情已明显突破了一个“友”字。笔者不妨移举一列:1914年11月1日,胡适寄给陈衡哲女士信中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陈衡哲即以诗歌方式,答胡适信时驳问:
  所谓“先生”者,以“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应以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
  申请:要何称。”
  胡适读后又回信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
  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必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嗬如雷,
  决不敢再驳回。
  这难道仅仅是朋友之间的称呼伦理吗?这难道仅是一种谐趣十足的游戏酬答之函吗?两个人的书信、诗词互往,这本是一种情缘,然而胡、陈总无姻缘。一则是胡适因一个“孝”字,终于不敢轻易违抗母命,因此也不敢再婚;二则,陈衡哲当时还充满理想,主张“不婚主义”,为此,胡适又不敢去碰这个“钉子”。就这样,促成了1919年的“任陈结合”。
  陈衡哲与任叔永结婚后,胡适仍十分关爱着陈衡哲。1920年8月,陈衡哲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正值江冬秀生下一个女儿,胡适骗过江冬秀,给女儿取名:素斐(SOPHIA)。与衡哲的洋名“莎菲(SOPHIA)”同音,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的那段旧情,但也不排除他对陈衡哲的一份心迹。紧接下来,就是他为陈衡哲的工作而日夜地奔走开了,他先后几次拜访了校长蔡元培,使陈衡哲成为北大的第一名女教授。8月31日,胡适又接陈衡哲的信:“适之,我有两小事要和你商量:(1)我很希望星期六没有课。你和朱先生安排时间的时候,若做得到,极盼望你们给我这个FAVOR(恩宠)。(2)我一天大约有两三小时的课,若能连在一起,便可省俭不少光阴,不知做得到吗?”为此,胡适又为其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得以落实。这就充分说明了陈对胡的极其信任,也反映出胡对陈的细致入微的帮助体贴。9月11日,北大举行开学典礼,胡适因陈衡哲新任教授而带病参加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所有新教授均发表演说,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陈衡哲笔名)最佳。……我也勉强说了十几分钟。”
  1920年9月后,陈衡哲怀孕不能上课,胡适为她做了许多校方的工作;1923年春,胡适生病,陈衡哲劝胡适南下杭州养病,又特到杭州陪胡适玩了几天;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一个女尼的忏悔》,以诉心肠:
  我不住的添着香\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我急切的敲着木鱼\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但是浓浊的香味\死呆的声响\总敌不了那鸟和花\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我只得急念着佛\哀求那佛爷的援助\但心浪涌得太高了\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我该忏悔了\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我该忏悔\我应该忏悔
  这是首鲜为人知的小诗,从中不难感觉出他们之间情感的深邃。
  1923年春,胡适在与陈衡哲没有结果的等待之下,突然与家乡的一位才女子爱恋并同居了。这位女子是1917年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的“小伴娘”,她叫曹珮声。那年,她还只是15岁的小姑娘,然而,她的那种绰约风姿,却让胡适怦然心动。从那天起,胡适就为这位闯入他生活的少女做起了白日梦。他多么希望这个白日之梦能变成现实。于是,他为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努力着。
  胡适结婚的第二年,曹珮声由父母作主嫁给了邻村的胡冠英。婚后两人感情很不好,曹珮声愤然走出胡家,来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底,曹、胡离婚,胡适知后,于1923年春到杭州探望寡居的“小伴娘”。接着,胡适为珮声写下了一首题为《西湖》的诗:“……前天,伊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窥着!不敢正眼看伊了!……这回来了,只觉伊更可爱了!因而不舍得匆匆离别了。”表面上看,虽是写西湖的,而曹珮声一读便知是在写自己。于是,她勇敢地向胡适袒露了心扉。当胡适6月里重返西湖探视她时,两人便在西湖边的烟霞洞赁房同居了。两个人一起读书、爬山、赏月、观潮,听山寺的钟声……这种柔情蜜意、形影不离的神仙眷侣生活,使得胡适郁积多年的情欲终于释放了,他的诗情也一泻而不可收拾。其中有首为珮声所写的《咏梅诗》曰: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但大多数还都在秋风里撑持着,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却早已憔悴很难看了,我不敢扶她早凋,让她早早休息好了,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前开放吧!”这样同居了四个月后,胡适才依依难舍地离别。别时,胡适又写了一首《多谢》,以表眷恋之情:
  多谢你能来,慰我山中寂寞,
  陪我看山看月,过神仙生活,
  匆匆离别便经年,梦里总是相忆,
  人道应该忘了,我如何忘得。
  从此,两人鸿雁传书,相思之苦逼迫着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然而,那位江冬秀却使出了乡下女人的杀手锏――她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揽着两个儿子威胁道:“你要离婚可以,我们母女三人就这样死在你面前了!”为此,胡适害怕极了,再也不敢提离婚二字了。
  胡适被妻子逼得无奈,只得出走山西。他在苦闷彷徨中写下这样一首小诗: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直到三十年后,胡适还把后两句抄给友人,表示他对珮声的极度思念之情。
  然而,有情人难成眷属,曹珮声黯然神伤,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着:“摩哥(曹从做伴娘那日起对胡适的称呼),我爱你,刻骨地爱你,我回家之后,仍就像现在一样爱你,请你放心。”信后再署:“祝我爱的摩哥安乐。”
  后来,曹珮声进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再考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回国后,先后任安徽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我国第一个农学界的女教授。但由于深爱着胡适又难以得到胡适,曾一度上峨眉山出家,被她的二哥背下了山,逼她还俗。最后,还是在胡适的书信劝慰下,她才断绝了出家的念头。但终身不嫁,直到1973年在上海病逝。临终前,她还写诗寄给胡适,诗中有句曰:“念年辛苦月华知,一似霞栖楼外时!”
  为了表明对胡适的永久的炽爱和牵挂,为了证明自己对摩哥的永世的痴情,曹珮声最后把自己的躯体埋葬在胡适的故乡――上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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