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女人
作者：傅友福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加以《北京大学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同时，还配发了陈伯达写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把陆平、彭佩云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之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号召“革命派”无条件接受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的‘黑帮’作斗争。”文章还说，不论这些“黑帮”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都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他们“彻底摧毁”。
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全国立即响应。仅几天的时间，便有几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开始连续登载各个方面，各条战线人士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的文章。
形式变化快得惊人，大字报刚刚贴出的几天，聂元梓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怕挨打。6月6日，她一整天都在医院护理她的母亲。听了广播，看了《人民日报》的文章，她深深舒了一口气：这回总算干对了！
这时，一直在幕后活动的康生终于走到了幕前，他喜形于色地来到了北大，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向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此后，聂元梓每到一处，都被数以千百计的敬慕者拥戴着，每个北大的人都希望能亲耳聆听聂元梓对“文化大革命”的高见，更想一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风采。有些人还特意在聂元梓等人当时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起一个讲坛，以此来激发到北大取经的人们回去同本单位党委“闹革命”。许多人还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坛发言，表达他们与当权派坚决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还有些人等候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只要有人从里面出来，便一齐高呼：“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其狂热情绪，可谓空前。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全国开了向“党委闹革命”的先河，这是她所始料不及的。接着，中央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决定，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决定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从此，宋硕、陆平、彭佩云开始了他们没完没了的被批斗、被迫害的生涯，宋硕后来竟被迫害致死。
两上主席台
新北京市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北大后，在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带领下，按照中央规定的“八条原则”开展了工作。经过工作组的努力，混乱的北大校园开始慢慢恢复了平静。
就在北大的形势有了转机之时，一起“红色恐怖”事件发生了。
6月18日，北京的空气闷热异常，工作组正在召开会议。这时，很多人无视工作组的规定，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置了“斗鬼台”、“斩妖台”，把陆平等六十多个“黑帮分子”戴上了三尺多高的纸制帽子，脸上涂满墨汁，身上糊着大字报押上台去批斗。在批斗过程中，对他们先是罚跪，然后是揪衣服、抓头发，继而拳打脚踢。个别女生还对批斗者猥亵污辱。张承先四处奔走，声色俱厉地制止了乱斗。当晚，他发表广播讲话，严厉地批评乱斗行为。与此同时，工作组的简报送到了中共中央。
聂元梓密切注视着“六·一八”事态的发展。这阵子她有一种被冷落的不平衡感。工作组起先进驻北大后，张承先并没有多么看重她这位“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英雄”。对此，聂元梓很不满。“六·一八”事件发生后，她在师生中毫不隐讳地表态：“六·一八”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批评是错误的，是“右倾”的表现，“红色恐怖”万岁！聂元梓的言论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燕园的每一个角落。
7月底，正是最炎热的日子。一天傍晚，北大校园的师生正三三两两地在校园散步，这时几辆小轿车首尾相连驶进北大。人们发现，从车里走出来的竟是江青、康生、陈迫达等人。他们通知师生，全部到操场上召开关于工作组的大辩论。
工作组事先未接到通知，江青一行的突然袭击，使得工作组措手不及，他们仓促赶往操场。会议由康生主持，他请人找到聂元梓，让她到主席台上就坐。
聂元梓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江青。江青这天特别兴奋，她一把扯过一个戴眼镜的矮胖子，一扬手摘下那人的军帽，露出了此人头发稀疏的秃脑袋，使着她“云遮雾”的嗓子大声说道：“这就是咱们的老夫子伯达同志。”
这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小雨，并且越下越大。在场的工作组成员急忙拿出雨伞来替江青撑开。江青一见，挥手打掉雨伞，大声说道：“我们不怕雨，我们没有那么娇贵。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江青话音刚落，康生也站起来，拍着桌子，大喊一声：“张承先，你站起来！”
张承先刚想站起来说什么，只见一个女学生抡着手中的军用皮带，照着他的脸，没头没脑地抽打起来。可怜这位50多岁的老干部，在万人面前遭到这般凌辱，却不敢有半句申辩。
江青却在那个女孩子停止抽打的时候，搂着她在她脸上亲了一口。江青这一举动，令那位女孩子受宠若惊。她高喊着口号，得意地走下了主席台。
江青、康生等人的一举一动，聂元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次万大会后，她似乎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涵义。
7月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错误，并下令撤消所有的工作组。
当天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又来到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第二次万人大会。这一次，他们又把聂元梓请上了主席台。坐在主席台上，聂元梓望着台下欢呼的人群，心中得意极了。
此后聂元梓一帆风顺。先是当上了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主任、校文革主任，继而是8月18日上午，在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握手。那天，她身穿自家制做的军装，胸佩毛泽东像章，臂戴红卫兵袖章，手拿红宝书。她这个形象被记者摄入照相机，刊登在全国各种报纸上。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当上了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担任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核心组组长等职。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她还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
尝到了造反有功的甜头后，聂元梓更加活跃，更加积极。
一天傍晚，聂元梓被人用小车接到钓鱼台国宾馆，有人把她引到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客厅。一会儿，客厅另一端房门轻轻打开，一个女人从里头走了出来。聂元梓一看是江青，连忙起身问好，敬礼。近来她虽常见到中央文革的大首长，但这次把她接到专供来访的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下榻的国宾馆，使她觉得此次接见非同小可。很可能江青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布置，想到这，聂元梓的心“突突”地跳起来。
由于心情紧张，开头几分钟聂元梓并没有听清江青在讲什么，等到心情略为平静后，才知道要派她去上海串联。
“上海运动开展得很不错，但主要是工人，学生却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学生组织，多接触，多了解。上海市委问题很严重，问题没有揭露。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那篇文章是在上海搞的，北京搞不下去。张春桥在上海一直同他们斗争，但是很孤立。你们到上海串联，有机会可以见见张春桥。他现在不在北京。他有时在上海，有时在北京。”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但聂元梓还是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