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第11期
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女人
作者：傅友福
她本是一名普通的女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张大字报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被推向中国的政治舞台。在那段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中，她扮演了一个供人驱使的丑角，曾给无数无辜的人们带来了不幸和痛苦，同时，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永远无法抹杀的污点。
聂元梓究竟何许人也？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又干了些什么？
“革命”生涯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北部农村一个富有的家庭。她和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受到过中等以上的文化教育。大哥聂真小从小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下，兄弟姐妹先后参加了革命。
1937年7月，聂元梓从开封市北仓中学毕业，来到了太原市的中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为期一个月（牺盟会，即“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建于1936年9月，是一个地方性的抗日团体，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引导）。从此，青年的聂元梓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第二年，即1938年，聂元梓到山西晋城，进入华北军政干校学习。这一年，17岁的聂元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她被调到延安，在那里工作和学习。
1946年后，聂元梓先后担任齐齐哈尔市第一区区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区委宣传部长、市委理论处长等职。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书记。这时，42岁的她，已经是行政十二级干部了。
从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来到学习气氛浓郁的高等学府，对聂元梓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声誉的高等学府，拥有一大批全国第一流的专家学者。在这样一座学校中领导一个系，对于一直在基层从事政治运动、缺少必备专业素养的聂元梓来说，显得力不从心。在一次批判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会上，她闹了一个“赫鲁晓夫写了一本《静静的顿河》”的笑话。当时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常常语无伦次的女人，于是，他在全校选拔了五名出类拔萃的女干部，赞誉为“五朵金花”，以此与聂元梓这样的干部产生鲜明的对照。对此，聂元梓颇不服气。
1964年底，“四清运动”开始，北京大学作为城市的“四清”试点，进驻了中央调查组，一场正确和谬误、真诚和诬陷的斗争开始在这里展开了。
“四清”积极分子
“四清”运动开始后，聂元梓认为是自己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她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配合工作队揭开了北京大学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连夜把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一些会议上所作的部分讲话内容，组织成黑材料，向工作组作了汇报，说陆平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诬陷原哲学系党总书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校园内散布“北大党委烂了，干部坏了”的传闻。不久，斗争气氛扩散到学生中间，一些班级发生了“政变”——部分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以家庭成分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选了班干部；有几个学生相继提出退学当兵或到农村落户的申请。聂元梓由于在同陆平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表现积极，被定为工作队依靠的“左派”。
很快，中央调查组关于北大“阶级斗争”的“第一号调查报告”送到康生手中，康生旋即在报告上批示，表示支持，并将之送到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那里。面对中央调查组的“第一号报告”和康生的批示，彭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连忙召集北京市委负责人刘仁、邓拓及宋硕等人开会。
“简单是乱弹琴，共产党的干部怎么会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我看啊，这些人不把天下搞乱，就不安生。”邓拓有些激动。
“先听听宋硕的意见吧，他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刘仁把目光转向宋硕。
宋硕是市委大学部常务副部长。他点燃一根烟，稍微思索了一下，说：“我同意邓拓同志的意见。陆平同志是经过多年考验的党的好干部，根本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北京大学近年来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知识分子在北大有很大贡献，这是不能否定的。至于‘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干部问题，我认为应该做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不相信这么多干部、知识分子都变坏了。”宋硕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基于目前北大的形势，我建议彭佩云同志去做党委副书记，以加强党委的领导。聂元梓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严肃处理！”
“好，宋硕参加北大中央调查组的五人领导小组工作，把‘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干部，包括聂元梓在内都要调查清楚；调彭佩云去北大作党委副书记，协助陆平在哲学系开展整风。”彭真拍板了，康生的批示受到了抵制。
自从彭佩云从市委大学部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每次整风会议聂元梓都如坐针毡，她知道陆平、彭佩云是冲着她来的。但她不甘心就此退让，又不敢随意进攻。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忽然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这个电话告诉她，她提出的问题已引起中央最高领导的充分注意了。
聂元梓知道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她重新打起精神，在哲学系的整风会议上说：“彭佩云和陆平勾结在一起，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镇压左派……”
宋硕的调查表明，北京大学的干部是好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清楚的，北京大学党委工作是正确的。但是，北京大学中央调查组明显支持聂元梓意见的简报，却一份份地送到市委办公室。
彭真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把情况上报中央。
1965年3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彭真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大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问彭真：“陆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陆平工作认真负责，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好干部。”
毛泽东点点说：“北京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陆平是个好同志。”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严肃指出，北京大学目前的“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的斗争是错误的，把问题性质搞错了，斗争的方向、斗争的方式都是错的。
陆平在得知中央负责同志对他的肯定后，在一次万人营火晚会上，面对数万师生，气势非凡地大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这话进入聂元梓的耳朵里，却是别有一番滋味，似乎是给他们“社教”积极分子沉重的一击。
此后，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向正确的方向转化。
1965年3月，在万里的主持下，由宋硕任秘书长，有北京大学中层干部参加的会议，在第一国际饭店会议厅召开。北京大学领导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
会议开始后，当各小组讨论万里所作的“检查、总结北大工作”的动员报告时，聂元梓终于忍耐不住，她说：“北大的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什么工作要总结的？现在应该听的是市委对北大领导的处理意见。”
宋硕对聂元梓这种目中无人的表现十分气愤，他说：“陆平是党中央派来领导北大工作的，怎么成了‘走资派’？我问你，党内怎么再划阶级？同样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平时在一起执行党的政策，为社会主义工作，运动一来，别人成了资产阶级，而自己却成为无产阶级，这可能吗？”
“你反对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教导，难怪陆平、彭佩云死不认帐，原来有你支持，我要去告你！”聂元梓也十分生气。
“我说话，我要负责。谁正确、谁错误，会得到历史证明的。”宋硕十分平静地说。
“陆平在你们的包庇下，排斥工农干部，大批任用出身有问题的干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聂元梓顽强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