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国际上风云突变，接连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波兰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出现异常变化，一些地方的工人开始罢工，继而出现了总罢工。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奥哈布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率代表团回到波兰。这时华沙局势紧张，接着波兹南发生骚乱，群众示威游行，要求苏军撤出波兰，波兰党内部意见趋向由已下台的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闻讯，不待波兰方面同意，立即去波兰访问，压迫就范。孰料波兰党对更换旧领导已形成明显趋向，赫鲁晓夫大为恼火，即调动坦克部队向波兰进军。哥穆尔卡一再警告赫鲁晓夫撤兵，并保证波兰继续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赫鲁晓夫这才下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并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党第一书记。
波兰事件刚刚平定，10月23日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党政机关遭到袭击，一些武装部队也参加了这一事件，布达佩斯街上发生了巷战，暴乱局势已成。苏联政府在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商议后，即出动驻在匈牙利的苏军，平息了暴乱。
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由于社会改造过于急促，而社会改造给予社会的变化又异常深刻。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虽然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但并未完全克服。这些国际影响和国内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国1956年秋冬出现了一些不安定情况。一些城市的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供应发生短缺现象，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升学、就业出现了一些困难；在有的城市中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多起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事件，参加罢工的工人大约有一万多人，参加罢课的学生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中的一些地区也接连发生农民退社、闹缺粮的事件。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新动向。自从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起来，他们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问题提了许多意见，有一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对一些干部作风上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在许多人看来，其中的一些意见相当尖锐，有的意见是错误的。似有山雨欲来之势。
对于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的这些新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毫无思想准备，不知应该如何去认识和分析这些新的矛盾。有些党内领导干部则习惯地把群众闹事和那些错误的或尖锐的意见和批评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敌人的破坏捣乱，准备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镇压下去。各地政府纷纷致电中央，请求指示方略。毛泽东明白他们的意思，不外是要求授予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利。毛泽东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就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这几个问题统一全党的思想。
要统一全党的思想，首先得统一政治局的思想。丰泽园的小会议室里，政治局委员们阅读着材料，交换着看法。不出毛泽东所料，许多政治局委员要求采取果断措施，把各地闹事压下去。毛泽东心里却另有主张，等到大家谈得差不多了，他才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现在问题这么多，不外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苏共二十大问题，东欧事变问题，国内闹事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看是根本正确，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毛泽东讲到这里，用眼睛扫视刘少奇、周恩来一眼，政治局委员们立即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情绪。林彪立即插话："反冒进是右倾，要不是主席坚持，今年能实现合作化吗？没有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还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吗？"毛泽东赞赏地看了林彪一眼，问道："恩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不是还可以再增加些？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是有无穷的创造力的。"周恩来感到这个问题真不好办，但当面驳主席的面子也不好，便提议说："这样吧，今年我们还可以把资金集中到重点项目上来，实现一个跃进，这也叫多快好省嘛！”
毛泽东连连点头："好一个多快好省，好一个跃进，这两个口号提得好！恩来，这是谁提出来的？我要给他颁发奖章。"周恩来笑笑，也不说话。由于他的机智，会议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了。
毛泽东接着又讲下去："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叫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匈牙利事件在国内也有反映，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政治局委员们听了，齐声称赞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毒草长出来锄掉就是了，还可以作肥料。当然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现在有些地方闹事，是因为官僚主义作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要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现在国内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我们党应该进行整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要发动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我们整风。”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1957年全党整风，但对发动民主党派和群众向党提意见尚存疑虑，怕这把火烧起来，不好收拾。毛泽东自信地说："怕什么，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它几十万也不怕。《红楼梦》里有个王熙凤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大家一听毛泽东说得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但心里总有点担心，怕出岔子。探索治国之道，真难啊！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明年全党整风，会后中央又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讲了几次话，试图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没有想到干部们反应强烈。很多人写信给中央，表示对"放"感到担忧，怕一"放"，放出些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很少有人写了，这都是不对的；百花齐放，还是应该以提倡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又笑又气地说："忠心耿耿，不识时务。"叫邓拓写一篇文章狠狠地批评他们几个一下。
1957年的早春乍暖还寒，但毕竟是春天了。北海湖面上的冰融化了，春风徐来，吹皱了一池春水。2月27日，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说，讲"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足足讲了一个下午，出席会议的许多党外人士屏息静气地仔细品味着毛泽东的演说，而一些中共高级官员则悄悄退出会场。毛泽东在台上，自然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由在心里叹息，这些同志为什么就这么抵触自己的讲话呢？
叫毛泽东难堪的事还在后面呢。这么大场面的重大会议，这么重要的演说，《人民日报》竟然事后连一条消息都不发。这邓拓胆子也太大了，有的编辑沉不住气，悄悄跑来对邓拓说："老总，你看人家《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都在鸣放，你怎么按兵不动啊？报纸销量最近有下跌的趋势。国务会议这么大事，又不发消息，主席是要生气的。"邓拓皱皱眉头说："咱们脑子要多打几道弯，现在情况复杂得很，不要听见街上锣鼓一响就走出去。"编辑莫测高深，只好退出房间。
毛泽东在这次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这样：
矛盾具有普遍性，它既存在于每一事物中，也存在于每一事物运动的全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反革命分子毒死了合作社的牛，那就要把他捉起来，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和探索。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视为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建国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3月1日国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连看几天的《人民日报》，见报上没有登一个字，大骂邓拓："这哪里是共产党的报纸嘛，简直就是死人办报。看来宣传问题不抓不行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国务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3月10日毛泽东特别邀请参加会议的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参加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从解放区迁来的，现在一家是国家通讯社，一家是中共中央党报。其他几家报纸原来都是民办报纸，前两年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光明日报》成为民盟机关报，其他两家都成为公私合营报纸。
总编们见了毛泽东，纷纷向他问好。毛泽东极热情，和他们一一握手，但独对邓拓非常冷淡，理都不理。邓拓和常之青神色尴尬地坐在一旁。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笑着说："听说你们一些人感觉到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所以想请大家来谈谈。我在五四时期也办过报，后来不办报了，但也常为报纸写文章，现在也想写，但没有时间，要写就得把主席的职务辞掉。所以我们是同行噢。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了，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慢慢就会有数。我看《文汇报》就搞得不错，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应有尽有，我也爱看。”
大家一听毛泽东表扬《文汇报》，立即把羡慕的眼光投向徐铸成。徐铸成乘机问道："前段时间，我们在报纸上开展了对电影问题的讨论。电影局不理我们，批评我们鼓吹票房价值，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毛泽东生气地说：
"电影局怎么能这么做呢，不理是不对的。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
接着毛泽东表扬《新民晚报》也办得不错："赵超构提倡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又表扬《光明日报》："国务会议后，你们发了几篇文章，反应快，不像《人民日报》。"表扬了这几家非党报纸，毛泽东猛地把眼光转向邓拓，严厉地问道；"你给我说说，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消息，啊？你这是死人办报嘛！"邓拓脸色一下变得苍白，连忙答应马上发消息。
批完了邓拓，毛泽东又问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胡乔木当即推荐储安平："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上海办《观察》，批国民党批得很厉害，现在任新华书店总经理，他当总编辑很合适。"毛泽东知道储安平和《观察》的情况，一口答应。
在这次有党内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分析：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毛泽东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对全国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传达后，激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刘少奇则分头南下，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这里就不细说了。
且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到胡乔木的通知后，即找《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等人协商。这些人向来知道储安平以敢言著称，欢迎他主持《光明日报》笔政。章伯钧虽有点不太高兴，但看见大家都没有意见，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储安平本来是靠办报起家的，建国后不办报了，担任中国新华书店总经理，虽然这个职务级别不低，但总觉得没啥意思，这时忽然接到通知，请他去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便欣然同意。朋友们知道了，都来为他道喜，特在餐馆开席一桌，祝贺他重掌笔政。酒过三巡，还未及畅叙，忽然一辆吉普车开来，原来是中宣部找他去开会，储安平只好向朋友们告罪一声，坐车走了。朋友们见此，个个艳羡不已，骤膺重任，又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真是前程似锦啊！
储安平果真不负重望，一到《光明日报》社，就一改报风，猛登鸣放意见。邓拓当头挨了批评，回到报社后，写了一条三百个字的小消息，报道毛泽东在2月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至于讲话的内容，一字都没有报道。他还要看看，所以当那些党外报纸大版大版地登鸣放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还是纹丝不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场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中央指示一下达，各地党组织都开始了整风运动。为了切实把整风运动搞好，中共中央统战部奉命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和国务院礼堂举行座谈会。5月8日，民主人士接到通知后都纷纷赶来参加，会场已布置好了，有茶有烟，统战部长李维汉简单地讲了几句，就请大家发言，帮助党整风。
这些人里面一些头面人物都已经参加了毛泽东于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的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民主人士揭露问题，帮助党整风。这些人看到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党外人士揭露工作中的问题，都非常感动。共产党真是好。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家便踊跃讲起来。
座谈会结束后，李维汉立即赶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说：
"我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嘛，有些人就是顾虑重重。这不，座谈会提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积极的和善意的嘛。傅鹰教授的话很尖锐，但态度是诚恳的。座谈会还要举行，多请些人帮党提意见。”
从5月初开始，形势开始复杂起来。在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各种意见越来越尖锐。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林希翎等活跃分子在校园里演说，一些党团员不同意她的意见，双方激烈辩论起来。《光明日报》上满满地登着鸣放意见。毛泽东的菊香书屋里电话铃声不断，高级干部纷纷向毛主席请示，要回击那些反党言论。毛泽东告诫他们：鸣放中大部分意见都是对的，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要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要硬着头皮听。
但是，瞧着报纸上大版大版的鸣放意见，毛泽东也生起气来，说了要和风细雨，怎么大鸣大放起来，共产党就没有一点好处？没想到这话传出去，反响更强烈了。李维汉接连几次汇报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其实不用李维汉汇报，毛泽东也都知道个大概，报纸上都登着哩，有些意见很有问题，什么国内形势一团糟啦，肃反运动偏差很大啦，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啦，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啦，党报是布告牌啦要允许私人办报等等。
5月中旬，李维汉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座谈会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已经知道有的人已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气愤地对李维汉说："这哪里是向党提意见，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嘛，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话音刚落，电话铃响起来，毛泽东拿起电话，原来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打来的。彭真汇报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闹得很厉害，要搞"海德公园"，清华大学校长兼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有点受不住了。毛泽东大声嘱咐彭真："转告蒋南翔，要硬着头皮听，不要有所动作。"李维汉走后，毛泽东在书房里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果决地请政治局常委来研究形势。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实地了解那里的情况，而且他劝其他常委们也都下去看看。常委们感到形势严重，需要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便都同意了。
深夜1点钟，人们都进入了梦乡。从中南海驶出来两辆小汽车，直向城西的海淀镇驶去。北京城的夜是寂静的，小汽车驶在空旷的马路上，不一会儿便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小汽车一到，他们使钻进在旁边停着的自己的小汽车，几辆小汽车鱼贯进入校园，来到大字报区。校党委委员已经分别守在大字报区的各个角落。汽车停下后，从车里钻出一个戴口罩的人，人们簇拥着他，看起大字报来。
这个戴大口罩的人正是毛泽东，他沿着马路逐一看去，卫士在旁边跟着，用手电为他照明。这些大字报一张比一张厉害，有一张大字报还质问道："为什么共产党自己整风就要和风细雨，现在不但要鸣放，而且要大鸣大放。"毛泽东看到这里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看完大字报回来，李维汉又来汇报来了。毛泽东已经听了最近召开的新闻座谈会的汇报，知道新闻界最近放得很厉害。《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虽然没有参加座谈会，可在报社里杀气腾腾地说："我这次就是要和共产党唱唱对台戏，看看共产党的态度，我要试试，看能走多远。"有人劝储安平不要在报纸上光登那些骂共产党的话，也应该登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储安平一口拒绝："我们是在野党，我们的任务是监督，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现在李维汉又来汇报了，不知最近又放出了些什么。
李维汉今天不知怎么回事，没有往日汇报那样痛快。毛泽东一再追问，李维汉才说："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今天又放了一家伙。"毛泽东紧问："他说什么？"李维汉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毛泽东未等李维汉说完，气得一拍桌子"好猖狂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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