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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在遗产与发展之间
作者：金永红 奚玉芹
技术遗产
中国发展技术的雄心，根植于其长期矛盾的技术发展史：一千多年的不连续的技术发明传统；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失败和所经历的屈辱，充分暴露了中国技术上的落后，给这个民族留下了创伤；20世纪的后期，参照苏联的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技术，没有获得成功。这些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使得中国对其技术的发展、科研的模式、企业的作用和面临的阻碍，既雄心勃勃，又忧虑重重。
有发明但未转换成技术
中国封建时代的技术成就，是古代文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造纸术、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中国最早发明了印刷术和冶铁技术，最早使用纸币，也是最早发明焰火和风筝的国家。在数学和天文学上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都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尽管封建时代的中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发明，但科学并不发达，这阻碍了中国技术进步的持续，也使得中国的发明不能推广到生活中——特别是经济中。除了在宋朝外，技术能力从来没有得到重视，也没有与科举制度融合，从未为技术人员提供官方职位。各类技术专家，甚至在水利部门这样的重要领域内的专家，也只是从拥有特权且具备才能的封建官员内部选拔，而不会得到特殊的声誉和官方职位。在意识形态、行政等级、经济基础等方面，中国一直缺乏技术创新的支撑机制，也缺乏将新知识运用到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机制。这些传统在中国与技术领先的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会不断显露。
落后的代价
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的军事失败暴露了这个国家技术上的落后，而技术落后在全球化的时代产生的代价是巨大的。鸦片战争失败的屈辱使人认清：技术落后会影响现代武器的发展和生产，而现代武器对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已经不能够完全依赖士兵数目上的绝对优势或者有创造性头脑的将军抵抗敌人；也不能够再设想外国强势势力会被中国的文化吸引和同化。为了赶上其他国家，中国必须放弃它的优越感，向那些成功地运用中国的发明——火药和指南针，并施行炮舰外交和国际贸易的国家学习。日本引进现代技术，并在日俄战争中有效利用现代技术的成功经验表明，在不丢弃本国特点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吸收西方技术的。然而，20世纪30年代中国阻击日本侵略初期所遭遇的挫折表明，吸收西方技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未必能确保技术和军事上的成功，甚至是这种成功的阻碍。如果中国希望能够再次强盛起来，不仅仅需要引入现代技术，还需要学会如何自主发展技术并将技术运用到现实世界中。
集权体制下的技术：中央计划的传统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从苏联大量地引进技术。作为西方国家和没落的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技术输入国，苏联表现出很强的技术应用能力，在一些优先领域内（主要是国防产业）独立发展技术，而这种发展是以大量的资金、人力及其他资源的投入为支撑的。上层官僚机构指定优先发展项目，专业研究机构针对方案进行研究，使得特定领域内的创新得以实现，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中国很适应这种技术发展模式。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爆发，中国从苏联的技术引进中断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将技术发展由大型企业负责下放到乡村，交到外行手中，导致了经济混乱和大规模的饥荒。后来中国退回到原来的技术发展模式下，但是“大跃进”还是留下了印记：像许多重要的企业一样，在许多省份都存在相同的技术部门，以保证在外国攻击中国时这些部门能够保留下来。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指向“技术统治论者”和“专家精英”等中国的技术基础。毛泽东坚持“又红又专”的路线，认为技术专家存在的价值不大，而坚信群众的力量能够克服任何知识的不足。中国以巨大的代价获取的朝鲜战争的胜利，使得毛泽东确信他的方法能够领导中国取得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胜利；然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努力不让这种意识形态进入军队。军队中的技术人员继续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其中一些工程的经济和商业价值不大。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工业使用的是50年代的技术，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却是能够发射卫星的国家之一。
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其技术基础的轮廓，这种轮廓是不完整的。尽管比西方国家和苏联落后几十年，当时的中国仍然具有基本的技术能力和工业应用能力。特别是中国在一些特定的区域——如上海，在重工业上发展了大量利用、服务和改善陈旧技术的技巧，这后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仅存的技术专家集中在狭窄的技术领域内，不具备跨专业交流的能力，更没有实现技术工业化应用的能力。通过中央集中命令制定优先发展领域，多个部门联合研究、每个部门负责有限的任务、极少部门间和研究部门与企业间以及与外界相互联系的模式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制定的科研发展计划（一般10～12年为一个周期，是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两倍）表明中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步伐及调整步伐。
追赶技术发展步伐
1979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伴随着缓慢的、逐渐加大的对外开放步伐和透明度。渐进的对外开放使得人们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丢失的十年”后，与封建时代后期相比，中国大陆已经更加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更加落后于“亚洲四小龙”。如果说先前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尚能说明大量的人力能够弥补与拥有先进技术的对手之间的不足，那么在后来与越南这个亚洲小国家之间的小规模的战争中，中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仍然暴露出了军队的不足，因为越南军队拥有先进的苏联武器。邓小平和他的领导团体认识到技术进步是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是成为世界军事大国和经济发展与繁荣昌盛的基石，如果没有技术的进步，当时脆弱的改革进程会踟躇不前。另外很明显，基于意识形态和实践的原因，改革必须谨慎地引进和利用国外技术。例如，在存在大量冗员的国有企业内引入自动化以及其他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是两难的选择，因为这样至少会在短期内加剧已经存在的相当严重的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荡。
通过利用当时少量宝贵的外币整体引进西方国家的生产线，中国的领导人率领国民开始了技术升级的过程。大多数生产线利用的都是国外的陈旧技术，西方国家是乐于将这些陈旧技术转让的。技术的陈旧并没有造成问题，毕竟从当时中国本土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所掌握的技术标准看来，这些引进的技术还是相当先进的，更容易运用国内现有设备和设计图维修。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单纯引进生产线而不施行技术改进——特别是企业吸收、管理和运用技术的方法——是不够的。
单纯整体引进生产线带来的问题给中国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中国认识到如果要发展，必须实现对企业认识上的转化：企业不仅仅是一些技术能力的集合，而是这些能力的一体化和复合体，因此需要转而引进核心设备。1994—2002年，中国逐渐减少了整套生产线的引进，取而代之的是专利合同、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服务合同、计算机软件、合资生产和合作生产逐渐增多。
利用外资杠杆
既然外国人拥有更多知识，军事上、经济上更发达，那么向他们学习就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学习过程不能“腐蚀”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继续寻求“不引入西方价值观，只引进其技术”的方法，直到进入新的改革时期。在新时期内，中国的领导层摆脱了在吸收西方文化上的迟疑，这一点被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外商的投资被认为是技术转移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中国改革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颁布了合资企业的相关法规，给予与中方合资的技术密集型投资以优惠地位。建立合资企业是实现知识转化（与狭隘的生产线引进、技术购买和专利引进相比）的有效方式，并且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可以避免伤害民族感情，这个观点虽然简单，但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依靠合资的方式实现技术转移是学习日本经验的产物，在日本发展的重要阶段（1962—1974年间），一直坚持让国内企业参与大多数外资项目，除非外资方拥有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技术，占据特别强大的谈判地位，比如IBM和得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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