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性情中人郎咸平
作者：陆新之
教授理财非强项：郎咸平的金钱观
生活中的郎咸平像学术上一样简明扼要。他从来不避讳谈钱。他在企业的讲课都是明确要收费的，而且是“税后”。价钱现在流传是4万元一场。有报刊找他约稿的时候，即使是再熟悉的，他还是张口就问：“你们一个字稿酬多少钱？”他谈钱的理由有一个到处跟人说的开玩笑版本，那就是“我要养家糊口。我这样耍嘴皮子、爬格子挣钱是很辛苦的”。而他私下跟我有一个严肃版本，“要一定的稿酬是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太便宜甚至白送给别人的文章，别人很可能不会尊重，处理起来也会不够重视的。”
郎咸平身上也有精明的商人气。他倒是不羞于讨价还价。让宾馆服务生送瓶矿泉水，声明要“免费的那种”，“没办法，现在还是原始积累阶段。”别人请他讲课，他也是：“说清楚，要钱的，但我一样该骂公司的时候还会骂。”最后再加一句“收费是指税后价格”。
不过，虽然郎咸平摆明车马谈价钱的架势，但是他言利的做法有时候还是不乏知识分子气有趣的一面。
某次，珠三角地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专门求见郎咸平教授，我也在场，目击了活生生的一幕。年轻的企业创始人非常热切，希望郎教授能够成为他们公司的高参，许以优厚酬劳，好让他们能够尽快做大，最好能够有什么快速完成积累的财技传授。郎教授则正色道，你最好放弃这个做大的念头，因为这样你们会死得很快!至于财技，我也不会，我只知道怎么揭露那些侵害中小股东的做法!虽然其后双方还是客气地谈论了一阵子。但是这个公司最后再也没有找郎教授了。
一方面，他在自己的劳动报酬方面光明正大地要价，而对于一些交易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郎咸平在研究中保持了自己一贯的独立风格，他说自己从来不与企业的管理层接触，他通过公开的数据与自己的调查进行分析。在研究德隆时，他的助手跑到各个省市，“能找的都找了，到各地工商局查找，资料有这么一大摞。”郎咸平说着，比划了一个一米高的厚度。他在做德隆与TCL的分析研究时，就有人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写那些文章，但郎咸平果断拒绝。“如果他们公开的数据是假的，他怎么可能在见到你时给你说真话呢？我就是要保证我的研究的独立性，我不想受任何人的影响。”
郎咸平经常提到的，就是他爸爸是完全没有把做生意的智慧遗传给他。1949年国军败退青岛，他的父亲是国民党陆军上尉军官，别的军官都带着一箱箱黄金白银，他的爸爸却带着一箱青岛啤酒，“我爸爸另外身上带着3块大洋和我妈妈就上路了。那时我妈妈还怀着我哥哥，坐在船上，波涛汹涌，我爸爸花了2块大洋给我妈妈买了一个床位让她睡。到台湾的基隆下船，一下船第一次看到香蕉，因为以前没见过香蕉，又花了一块大洋买了一串香蕉，从此身无分文。”
他还常常提到他父亲的另外一件趣事。
1983年，已经为人父的郎咸平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而他当时寄发了7所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入学申请，“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年轻的我当时也慌了神：看来老师说得没错，我是没有什么前途了。惟一一家接受我的学校，竟然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学校，不知道有多烂的学校!真的，不是说笑，我到了沃顿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现在国内对沃顿是妇孺皆知，沃顿的名声如同洪钟巨鼎，令人仰止。不过80年代初的台湾，消息闭塞，很少人知道沃顿。”
当然，紧张之处还在后面。“1983年的台湾和现在的内地经济水平相仿，当时我们家有两幢房子，其中一幢我妈妈把它卖了2万美元，准备给我出国交学费用的。可是我爸爸还想拿去做生意，他跟我妈妈讲，你放心，我下个月就还你，我发誓还你，还好我妈妈长了心眼没借给他。如果借给他的话，到现在我还得再等着那笔钱出国呢。”
记得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一般的教授大约10万美元年薪，税后实际到手的只是55000美元，折算成每一个月就是美金不到5000元，房租2000美元，汽车400美元，如果还要出去旅游的话，开销就更大了。那时候，年轻教授最怕的事情，就是学生找上门来请教问题，因为谈完了教学，到了吃饭时间，出于面子关系，就得请学生吃饭，吃完了就心疼。我因为教学多，还算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郎咸平既不炒股票也不买基金，对这些投资一概敬而远之，宁愿把钱存银行。
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郎咸平深刻地感受到，“这个社会对我有着相当的期许，我现在是身不由己，2003年以前，我告诉自己，我必需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但现在很难了。我强烈地感受到媒体和股民已经开始要求我保持实质以及名目上的客观和独立。2004年德隆事件爆发后，企业家对我的预测能力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这两个月虽然有上百家的公司要求我担任独立董事或顾问，但我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担任任何职位了，这就是为了符合这个社会对我的期许。”
说到这里，郎咸平边大笑边说，“现在完全的客观和独立带给我的最大问题是私房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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