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老巴金的生活片断

作者:李 舒




  认真
  
  有一次老巴金坐在走廊休息,端端过来,想和外公合影。
  两个人坐好后,我说这样呆坐着不好,找个东西来看吧。端端就随手抓了一张纸头,我揿下了快门。
  我说:“好了”,端端就起身离去,纸头也顺便带走了。老巴金却坐在那儿发愣,他还想着那张纸上的什么事,根本忘了那只是一个道具。
  真是一个认真的老人。
  还有一些事,老巴金在老朋友马宗融去世后,收养了马大哥的一双儿女马小弥、马绍弥,这事儿老巴金从不提及,他觉得是应该的、很平常的;马小弥姐弟俩也不说,不想有“沾光”之嫌。过了三十多年,知道的人才慢慢多起来。老巴金的老友萧乾夫妇一九七八年请老巴金吃饭,只觉得马绍弥和老巴金的关系特殊,也不便打听。后来萧乾知道了真实情况,写文章讲到此事,老巴金在一九八一年给萧乾的信中订正说:“一、‘为党工作’。那两个孩子谈不上为党工作;就只用‘工作’两个字吧。二、‘收养下来’,不如改为‘有一段时期得到巴金爱人萧珊的照顾’一类的话。”
  另外在一九七六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因为对“四人帮”的鄙视和一些其他因素,社会上有姚文元是私生子的小道稍息,连老作家黄源也信以为真,辗转传到了老巴金那里。老巴金虽然吃够了“四人帮”的苦头,却很认真地找当年知情的朋友了解情况,并专门给黄源去信,指出此说不实。
  老巴金的认真,体现了他的人格,还有道德标准。
  
  噩梦
  
  我们每个人,都会偶尔做噩梦。但老巴金做噩梦,却是“文革”时期种下的病根,一直折磨了他好多年。
  王西彦先生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是一九七○年在奉贤“文化干校”:
  “到了晚上巴金经常做噩梦,发梦呓,大喊大叫。一位好心的工宣队老师傅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会从上铺跌下来,让他与‘革命群众’交换了床位。有天晚上,我又被惊醒,原来巴金又做噩梦了,大声喊叫,从床上滚到地下。如果他还睡上铺,这样一滚可能摔成残废了。因为巴金常常做噩梦,造反派认为他心中有‘鬼’,逼他交代出来。作为专政对象,做梦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文革”结束十年后,老巴金又听到了“样板戏”,于是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他在《随想录》里说,在梦中那些“三突出的英雄”常常带着狞笑掐他的咽喉,他不得不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摔得头破血流。
  时隔二十多年后,我拍下了这张老巴金午休的照片。但愿苦难永远不再来,噩梦才会永远不再来。
  
  生日
  
  老巴金小时候不喜欢过生日,他会“逃生”。到了老年,他也想“躲寿”,不过已经由不得他了。
  过生日会有很多朋友来,所以这一天老巴金家的大门是敞开的。还会有许多熟悉的记者,大家聚集在他的家中,与老巴金一道喝茶、聊天、拍照、分享生日蛋糕。后来老巴金住在医院里不能回家,也还是借用医院的一个大会议室,与朋友和记者们见面。
  一九九八年在华东医院过九十四岁生日,人来了很多,添了不少生面孔。简单的仪式之后,不少人开始拥挤起来,争着和老巴金握手、合影。看着场面乱起来,陈济(老巴金是他的姑父)马上决断,把老巴金推回病房去了。
  以后,这样的生日也没再过了。
  过生日的好处是可以见到许多好朋友。
  过生日的坏处是太累,完事后如同病了一场,要好久才能恢复。
  人们真诚地祝福他长寿,老巴金有时会说一句:“我已经长寿了。”人散之后再补一句:“长寿是一种惩罚。”
  
  卡拉OK
  
  老巴金对新鲜事物总是很感兴趣,新奇一点的小工业产品、电子产品他都乐于购买。一九八二年我去看他,那时候电动剃须刀是稀罕玩意儿,他有两个,是在北京开人代会时买的,后来送了一个给我。再如钟控收音机啊、语音报时钟啊,问世不久他就有了。
  “洋快餐”他也喜欢吃。有时他胃口不好,我就陪端端去给他买汉堡,不管是“肯德基”还是“麦当劳”,老巴金都吃得很香。
  有一年在杭州,我们住在西子宾馆,端端晚上觉得有点无聊,就邀请外公去宾馆的卡拉OK厅玩玩。不想老巴金竟一口答应了,真让我吃惊不小。我总觉得卡拉OK厅是年轻人去的地方,中年人不多,老年人更是几乎没有了。尤其是老巴金,去卡拉OK厅?简直不可思议。
  晚饭后稍事休息,我们便推着老巴金漫步来到宾馆的卡拉OK大厅,选了靠窗的桌子,沏上茶,听别人唱歌。过了一会儿,端端点了一首歌,上海文联的小祖陪她唱,端端把这首歌献给外公,老巴金很高兴。
  后来有人认出老巴金了,唱歌前特意对他说了一段祝福的话。 老巴金进卡拉OK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找东西
  
  老巴金以记忆好著称。几十年前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几十年前的人名、地名,他往往也能脱口而出。
  不过到了晚年,因为多病,做起事来格外吃力。比如给朋友们寄书,这是老巴金喜欢做的事,买书、打包、写地址、拎到邮局、检查、再打包,这件工作他做到近八十岁!我们以前在成都,常收到他亲自邮寄的中外名著,他想让成都的亲友们办一个小图书馆。当时大家只顾高兴’了,没有多想老巴金的劳累。
  一九八八年,老巴金八十四岁了,他给一位老朋友去信说:“前天寄上一本《随想录》的合订本,希望它早日送到您面前。收到和寄出这样一本书,不是容易的事。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谁也想不到,我买进自己写的书,一本一本地寄赠外地的朋友,会多么困难,多么吃力!”
  体力不行了,记忆力也开始下降,老巴金又不愿意用专职秘书,麻烦也就越来越多。在家里,他总要找东西。一封信啊,一份资料啊,总要找上半天。大家笑他:老巴金的时间都花在找东西上了。 久寻不得,他的精、气、神一下都没了,看了让人心疼。
  
  听电话
   
  一九九○年十一月、老巴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由于听力衰退,他已经两三年不接电话了。不过,我们平时倒不觉得老巴金的听力衰退,但他确实听不清长途电话,可能是当时长途电话的信号不好。
  但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老巴金在接听电话,尤其是一九九二年他与曹禺通电话这一张,他笑得真有点“灿烂无比”。其实曹禺先生那边完全是“盲听”,因为他耳朵不好,又听不大懂老巴金的四川话,他们晚年面对面谈话都需要人翻译了。但只要听到相隔千里的老朋友的声音,说什么事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个“音”。
  后来,老巴金在一九九四年得了耳炎,确实听不清电话了。他在杭州与冰心通电话时,两位老人先听“音”,再由小林和冰心的女儿吴青替他们转述。
  但我一直有点纳闷:我们平时和老巴金讲话,他听起来并不吃力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