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我见证了中国轿车扬帆远航（续）
作者：陈祖涛 欧阳敏
1962年，一机部调我来北京规划全国的汽车工业，我们从全国大大小小近百个汽车厂中选定了北京、南京、济南、上海四个地方重点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
1963年，根据战备的要求，军队需要军用吉普车，考虑到北京的基础，于是在北京开始试制。一机部指定由我们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主持设计，我是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讨论“北京吉普”的生产布局方案时，当时一机部汽车局提出把发动机放到武汉，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大的总成分居两地，不利于组织生产。我建议充分利用北京现有的生产能力，在重新整合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新的具有较强能力的汽车综合企业，为此我提出了“北京汽车一条街”方案。在朝阳区的呼家楼有北京汽车厂，再往南是北京齿轮厂、北京内燃机厂、北京旅行车厂和北京轴承厂，当时这些企业在全国都是排前几名的企业，只要稍加调整、改造就基本构成汽车几大总成的生产基地。而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首要条件就是相对集中，缩短运输线，便于组织生产，同时也可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北京既然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呢?于是，我给当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和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写信，详尽地阐述了我的方案。两位主任的批示很快下来了，同意我的方案，并责成我组织实施。1965年，我带领一批设计和技术人员来具体落实“汽车一条街”方案，我们初步确定以北京轴承厂为主生产厂，生产军用“210吉普”。样车出来后，张爱萍同志评价：小巧玲珑。
总后请军委开会，让全军各大军区的首长来评车。看了车后，他们提意见嫌小，于是我们把“210”给了天津，北京自己将“210”改进成大一些的“211”。“211”拿出来后，部队仍旧不满意。此时军委把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一辆日本产的“陆地巡洋舰”交给北汽作为试制参考用车。北汽在此基础上再改为“212”，部队还是不满意，提了许多意见。时间已经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在这时，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改变了部队和北汽之间的争执。1966年10月18日和11月11日毛主席两次乘坐吉普车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乘坐的就是北汽试制的新车北京“212吉普”。检阅完后，形势大变，军队通知北汽：“‘212吉普’定型，一点也不许改动。”这就是后来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北京吉普”。
“北京吉普”批量生产后，在军队很受欢迎，后来地方上也大量购买，作为县团级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由于供不应求，全国很多有一定条件的地方也跟着仿制，形成了一股吉普热。“北京吉普”一直生产了近20年，但由于当年定的生产纲领也就是5000多辆，到了80年代，社会上对汽车的需求日益增加，“北京吉普”产量低，技术落后的矛盾也就日益突出。1983年，在小平同志发展汽车工业可以合资的思想指导下，“北京吉普”开始考虑和国外合资。他们和美国的一家公司谈了很长的时间，由于多种原因，我方意见不一致，没有成功。“北京吉普”的合资谈判搁浅让饶斌很着急，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和外国公司的第一个合资项目，成败与否对新成立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我说：“祖涛啊，你和外国汽车公司打交道多，‘北京吉普’这件事你去谈吧，你可以全权决定。”
根据饶斌同志的意见，我们组织了新的谈判代表团，我任团长，北京市经委主任张建民(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任副团长，国家经委、计委也派了领导同志参加，北京市派的是汽车专家赵乃林(后来任艺京合资厂的第一任董事长、总经理)。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AMC汽车公司。这个公司很小，但它是专门生产吉普车的。吉普作为一种在战场上使用的轻便越野战斗指挥车，由于其优异的性能，在世界上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特别是在二战期间，吉普为盟军立下了汗马功劳，美国大兵称它为“忠实的毛驴”。正是这个原因，AMC公司有着美国军方的背景，我们和它谈判时，始终都有一个叫海德的美国退役将军在场，而且这个海德将军对谈判结果有否决权。我考察了这个公司，它的生产规模不大，年产量8000辆，产品全部供应军方。厂方为了向我们展示它的吉普的越野性能，专门把我们带到美军沙漠演习场以及在埃及的吉普分厂，卖力地向我们作了各种表演。在生产车间，我重点看了它的发动机。吉普车是战地用车，它的覆盖件很简单，重点就是发动机。这是一款六缸的发动机，设计先进，马力强劲，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发动机，我看了后很满意，决定引进，大家也都满意。协议由我和AMC公司副总裁克莱尔签订，内容为：中美合资组建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总投资5000万美元，美方出1600万美元现金，中方以设备、厂房折算，生产AMC公司1983年投产的吉普车型系列产品和原北汽吉普车改进后的车型。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和外国公司的第一个合资项目，它还在上海大众项目的前面。第一任总经理是美国人麦克尔。
谈判刚完，这个麦克尔就提出他来北京后要住到北京长城饭店，并要长期在那里包房间住。我当时就很反感；那时长城饭店的房价是400元宁天，一个月就是1万多。当“北京吉普”的同志来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明确表示反对：“我们的总理每月才多少钱?”可是麦克尔坚持非住长城饭店不可，他说：“没有这样的居住条件，我的夫人就不会跟我到中国来。要是我的夫人不来，我也就不能来，我们美国人要是分居6个月，我的夫人就会跑掉的。”
1983年5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陈慕华副总理主持了合同的签字仪式。由于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第一次与国外合资，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合同签订那天，中央各部委的领导来了不少。合资成功的消息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新闻界着实炒了一把。
合资以后，整个“北京吉普”项目都进入新的合资公司，根据总后勤部的要求，合资公司主要是为部队提供前线战斗指挥车。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合资公司，遇到的问题太多了，弄得我们非常为难。如：美方提出，我方人员太多，只要三分之一，那个时候又没有这方面的相关政策，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把多余的三分之二的人调剂到老的北京汽车厂；对于新的合资公司，国家没有什么政策优惠，很多权力部门照章办事，如组装车的散件从美国运来，中国的海关要征收高额的关税；还有购买散件的外汇等问题。合资公司举步维艰，亏损严重，生产难以为继。1986年6月16日，美国财长贝克要访华，国务院领导要接见他；同时姚依林副总理要访美，美国总统要接见他。因为“北京吉普”是中美合资的第一个项目，肯定会成为会谈的话题。而项目目前又存在一些问题，怎样客观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成了双方都要面临的难题。就在这时，美方代表克莱尔给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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