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向菲：十字路口，为你点亮一盏灯
作者：向 菲
“是啊，我是四川人!”他的口气明显比刚才高兴和放松了许多，我没有告诉他我也是四川人，内心却感觉我们一下亲近了许多。
“你叫我向菲姐，那我该叫你什么呢？”我没有直接问他的姓名，把主动权交给他，不给他心理压力。
“嗯……，朋友们都叫我辜三儿。”他犹豫了一会儿，吞吞吐吐地说。我明白，他说的不是真名，否则不会用这种表达方式，他不想告诉我真实姓名，但又不想欺骗我。
“那好，我就随着你的朋友叫你辜三儿吧!哪个辜啊？”我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
“辜负的辜。”
“姑父的姑？”
“是的。”
因为音同字不同，我们在电话里都听岔了。当时没有想到他说的是如此冷僻的姓氏，很自然认为是这个“姑”。我再次确定：他说的是化名。这反倒是件好事，提高了我对他发的那条短信的可信度，如果短信内容是假的，他没有必要再这样遮掩地取个化名。直到后来在西城区公安局我才知道他姓这个“辜”。
“好，姑三儿，你跟我说说那条短信是怎么回事儿？”他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用“罪犯”这样的字眼儿去刺激他。不知为什么，仅仅才说了几句话，我却从内心特别怜悯他，也许是因为他怯怯的声音，他的无助和失落，让我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个小弟弟，尽管那时并不知道他的年龄。
“我跑了十多年了……”他又开始紧张，语气变得急促起来，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他边说话边环顾四周不安的样子。
1993年，辜三儿在家乡的一个砖厂打工，因为忘带拖鞋，他趁工友熟睡，偷偷穿了别人的拖鞋去洗澡。本想洗完澡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原处，没料到，工友醒后发现自己的拖鞋没了，怒气冲冲地拿着一把菜刀冲到外面，在走廊迎面碰上前来还拖鞋的辜三儿，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辜三儿失手杀死了对方。
第一次通话也就5~8分钟的时间，他急于要挂断电话。我能体会到此时他内心的矛盾，通过节目他熟悉了我的声音，从心里把我当成了他的“姐姐”，但因两人身份不同，使他又不得不留一手。
我的内心也是矛盾的。我不想伤害他，刺激他，更不想给他压力，但是又必须尽可能地了解些信息，只能通过他的叙述来分析了。
心灵之约
辜三儿是一个很懂得体贴别人的人。我一天的生活总是从中午开始，所以，他很注意打电话的时间，一般都是在中午以后才跟我联系，他了解我的作息习惯。
第一次通话时，我在最后设了一个“扣子”：答应给他找律师咨询案情。很快他就跟我联系，不过，用的是一部公用电话。他的警惕性丝毫没有放松，我对此并没有反感，而是一种理解。我希望他能在没有压力的状况下与我交流。
“向菲姐，你帮我问了吗？我犯的事儿严重吗？”接通电话，他几乎是不加停顿地连着问了两个问题，但是语气依然很落寞，不抱什么希望的样子。
“我给你问了，律师说如果你有重大的立功表现，另外，在你逃跑的时间里，你没有再次犯事儿，结果就不会太糟糕。”
其实，除了帮他问律师，我还咨询了一位老检察官。他们均认为，如果投案自首应该可以保住命，刑期10年以上至死缓。得到这个答案，我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三十多岁的人“进去”，“出来”已经四五十了，如若不是真想承担责任，不是对未来心存希望，谁能坚持下来呢！
12年前，辜三儿为了保一条命而亡命天涯，如今，打算放弃生命的他，需要的不是为了保全生命，他更需要找寻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少了一盏灯，我要做个点亮那盏灯的人，给他看清目标的光亮，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头彻尾地帮助他。
听了我的话，辜三儿沉默了。我想尽快地转移他的注意力。
“跟我说说听节目的感受吧，你喜欢听我的节目吗？”
“喜欢，那个十字路口真的很有意思的……”
一说起广播，他开始滔滔不绝，谈话的气氛霎时变得很愉快。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在以后我们的通话中，我很少提及。我们更多地是在谈他的家乡，他的家人，他逃亡的经历以及他喜爱的广播。
一开始我就有这样的感受：辜三儿很愿意跟着我的思路走，愉快而自然地接受我的想法。就像一个病患，因为最大程度地信任医生的医术，而把自己的病体交付给医生一样，不排斥医生对他所施行的任何治疗。
这一切缘于广播，他信任收音机里那个会讲故事、会做选择题的“声音”，他认定我是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帮他摆脱痛苦。
起初，我们在电话里谈论最多的是他逃亡的痛苦和压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走进一个逃犯的心灵世界。
见面
2005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初八。
今天是第一天上班，但是辜三儿已经与我失去联系一天了，不知道他是否买到了车票。魏主任提醒我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他呢，是啊，我居然没有想到主动给他打个电话，这些天来，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不成文的规定，都是由他打给我，而我从未主动给他拨打过一个电话。
我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他发的那条短信的手机号码。电话通了，有人接听，我甚至听到了对方喘气的声音，但是我“喂”了几声，对方都不作声，又过了几秒钟，电话挂断了。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恍然大悟：我的办公室的电话对辜三儿来说是陌生的，他肯定不敢说话。
这次我学聪明了，我还是用固定电话拨通了他的手机号，不等他说话我先开口：“喂，姑三儿吗？我是向菲，北京的向菲。”
“向菲姐啊!”他长嘘一口气，言下之意：你吓坏我了。
“你现在哪儿？”
“我在火车上。”
“你坐的是多少次车？”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回答，我意识到他不想让我知道他的车次。
“那你什么时候到啊，我好去接你。”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估计得明天吧。”
“那好，你别多说了，挂了电话吧，留点电话费，下了火车跟我联系，路上注意安全。”
“向菲姐，我肯定可以见到你吧，我想看看你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可以!我等你。”我斩钉截铁地说。
2005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九。人们依然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气氛中。
那天，冬日的北京显得格外地冷。
在办公室里，我一直把手机捏在手里。辜三儿昨天在电话里说，他已经在火车上了，今天到北京，一到北京他就会给我打手机。
在这13天与辜三儿的交流与沟通中，应该说最让我感到吃惊和意外的就是这最后一通电话了。10点多，辜三儿拨通了我的手机。
“向菲姐，我到楼下了。”
“你到哪个楼下了？”
“我现在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楼下。”他一字一顿地说出我们台的全称，好像是看着牌子念出来的。他可真有本事，第一次到北京居然能直接找到电台，“但是我站在马路的对面。”
电台门口有武警站岗，他在心里多少有些害怕。
“好，我马上下来。我怎么认你啊？”
“我穿一身新西服，提着一个红色的旅行箱。”
“你认我吧，我穿一件粉色的条绒大衣，扎一个马尾巴。”
我从台门口一走出来，就看见马路对面有一个提着红色旅行箱的男子，他个子不高，长得清清秀秀，穿得干干净净。我边走边想，他肯定不敢走过马路，我过去接他。
没想到，当我走出大门口时，他已经提着箱子站到了武警战士的跟前。我想，那一刻，他走过的不仅仅是一条马路，他走过的是那条12年无法跨越的心河。
我伸出手，笑着对他说：“你好，姑三儿，我是向菲。”我想跟他握手的这个动作让他显得很惶恐，他把伸出的手又缩回去了，看着我无意将手收回，他才在新西服上蹭了又蹭，轻轻地握了一下我的指尖。我主动伸出的那只手已经向他传递了一份真诚与关怀，而我也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了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