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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与浦安修：夫妻分“梨”肝肠断
作者：滕叙兖
彭德怀显然不高兴，他说：“搓衣板和洗衣盆警卫班都在用着，我不好去要，让她自己来拿吧。”
彭梅魁只好到北师大传递伯伯的话，浦安修听罢，眼泪就下来了，哭得挺伤心，她絮絮叨叨地说：“你伯伯这事要株连九族啊……当初，他还不如在朝鲜战场上给打死了呢……”
彭梅魁心中不快，伯母说的什么话!可嘴上还要劝慰哭泣的伯母：“管它呢，听之任之吧。你也不要着急，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961年这一年，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在杨尚昆的亲自干预下，北师大党委对她的高压政策也略有收敛，不要她汇报怎么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了。
彭德怀一直体谅浦安修的困难处境，在战争年月，她与自己生死与共，是个善良忠诚的好伴侣；可她没有经历过复杂严酷的党内斗争，在政治上，她天真单纯得像个中学生，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原则分歧。所以，彭德怀没有把近两年思考的许多重要问题对她讲，以免给她造成更大的精神负担。
彭德怀不多讲，浦安修也不愿意多问，更不想听。
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之前，浦安修给彭梅魁来信，要侄女到她的宿舍来一趟。
彭梅魁刚进屋，浦安修就招手喊道：“梅魁，我有个东西，是写给你伯伯的，你来帮我抄一下给他。”
彭梅魁纳闷，伯母的学问那么大，字也写得娟秀清丽，干嘛要我来抄呢？接过信纸一看，字迹确有些潦草，那就边抄边问吧。
浦安修给彭德怀的信上写道：“……你鲁莽，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林彪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林彪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你要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否则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
彭梅魁抄好了信，浦安修看了看说：“就这样吧，你送给伯伯，就说是我给他的。”
彭梅魁当了信使，当天就把信送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戴上老花镜，把妻子的信托在手中，先上下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意，他摘下眼镜，对侄女说：“你伯母这封信有点意思，你看，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给抄的，看来，她是深思熟虑的，连一个字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咳，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彭德怀站起身，把妻子的信揉成一团，扔进身旁的纸篓里，他扔下侄女，推门走出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南下湖南的事去了。
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塌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总是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懂得，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急剧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摈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又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一阵痛楚袭遍全身，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北师大党委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梅魁被伯母无情逐客，她跌跌撞撞地离开北师大，心里就像着了一把火，恍惚间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伯伯的身边。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颗浑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看到伯伯这样伤心，彭梅魁鼻子一酸，连忙转过脸，强忍住泪水。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
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彭梅魁说：“我可不拿被褥，你这不是让我没法说话嘛!”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婆口苦心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己话：
“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继续寻找那个他熟悉的修长身影，噢，他看到了，他跟着车往前快走了几步，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西山如黛，残阳如血，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地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市委后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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