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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走过政治弯路的音乐家李劫夫的悲剧
作者：陈益南
李劫夫本名李云龙，吉林省农安县人，读了几年县立师范。绘画与音乐，原本都不过是他的热爱，却并非科班所造。1935年因参加过抗日活动被迫逃亡到青岛时，开始了以绘画与音乐为手段的谋生生涯，“劫夫”一名，则自此起。
1937年5月，24岁之际，他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西北战地文艺服务团。
1938年9月，加入中共。同年，由丁玲主编的《战地歌声》一书由武汉生活书店出版，书中收录了29首歌，其中13首，为劫夫所作。
到“文革”前，劫夫担任了沈阳音乐学院院长。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参加救灾活动。其时，遇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劫夫说：“劫夫，我最佩服你的‘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词我都会唱。”说罢，周总理还真唱了几句。
受此鼓舞，劫夫在灾区创作了后来风行一时的《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疑，共产党员劫夫的音乐创作非常政治化，而且可以说，基本就是为政治服务。
如何看待劫夫写的那些歌，自然可以仁者智者，各持己见。
但是，劫夫的确是诚心诚意地以艺术的规律去为政治服务，以音乐的美感来传导时代的旋律，而并不是生硬地将政治塞进歌曲。所以，他创作的歌曲，甚至连那些《语录歌》，都能让人传唱，流行多年。
得到“中央文革”力保
“文革”一开始，劫夫其实就很害怕。因为，他是个音乐天才，在音乐方面，能无师自通，但在其他方面，则常显幼稚。尤其是，他的确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游戏中的潜规则，而从延安时期起，偏偏又看到过很多政治悲剧。因此，对政治运动，他常常害怕，害怕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劫夫就已名列省文化局右派“候选”的黑名单中。他害怕得精神有些失常，对家人、对老朋友说：“我完蛋了，就等着抓我的右派了!”
幸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劫夫在抗日战争时的老上级，非常了解他，而负责抓右派的省委书记，平日也清楚劫夫的诗化性格，故不仅不抓他的右派，反而来劝他放心，不要着急。
不过，1959年进行党内“反右倾”，作为沈阳音乐学院院长的劫夫，却没能逃脱。因为，他那业务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风几乎众所周知。因此，沈阳市委给他定了一个“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不过，还算幸运，没戴正式的右倾帽子，只需作检讨。
“文革”开始后，像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一样，劫夫自然逃脱不了被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批斗、抄家的厄运。对此，劫夫只好逆来顺受，等着挨批斗，等着被抄家。
事情到此，劫夫与绝大多数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若熬过了此关，以后“文革”的日子，无非就是检讨检讨所谓“走资派”之类的错误，然后，便能随“众神归位”，可重新回到音乐学院院长之类的岗位。
然而，此时却发生了一件“好事”。
沈阳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为“红色造反团（红造团）”，是要打倒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冈山”，却是想保劫夫的。
“红造团”是激进造反派，势力不小，而“井冈山”虽是拥军派（拥护军区），但估计力量斗不过“红造团”。于是，他们为了不让“红造团”劫走李劫夫院长，1967年1月15日，便派专人将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来，同时，向“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总理送信反映。
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书刘汉，来到劫夫的住处了解情况，并将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因当时，北航已由“北航红旗”造反派红卫兵掌了权，没有“中央文革”的话，谁也不可能从北航将劫夫弄走的。
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与沈阳音乐学院各派红卫兵代表，并公开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中央文革”的人同意。中共九大后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此事作过证：“这件事中央是清楚的。”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整肃。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仅过一个多月，在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之时，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以后一年多中，京沈间，来来往往，劫夫大多数时间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间，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领导人的重视，劫夫零星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而重点则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至今在每个卡拉OK歌厅也都会有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样，原本是从外省逃亡来京的劫夫，反而在北京过起了充实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还被邀出席了当年中央举行的“八一”宴会。
与黄永胜的往来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加强了他与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这是导致劫夫陷入万劫不复的人生黑洞的开端。
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下属的文艺机构“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从那时起，李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李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方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黄永胜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结果，12岁的黄春跃到“沈音”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从生活上能照顾这个小孩子。后来，项辉方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夫人项辉方的往来，则更是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3月后，黄永胜正式调往北京，任总参谋长。
由于两家的这层关系，特别是张洛与项辉方的亲密往来，使劫夫不仅得知了高层很多人对江青的不满，更扯出了一件为林立衡（林豆豆）找对象、接着又受到林彪接见的事情，使劫夫在后人眼中的“林彪集团要犯”色彩，愈加浓重。
为林豆豆做媒，受到林彪“接见”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方告知张洛，叶群委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项辉方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张洛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带给项辉方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一次受到林彪的接见。
接见中，叶群将劫夫介绍给林彪，为劫夫吹了一顿，说他是八路军出来的音乐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表扬了写语录歌的方式。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及其家人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一些治心脏病的药等。
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当时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两人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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