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续）
作者：李向前
重新定位中国的核进展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前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艾伦·怀廷回忆说，他是从一份关于周恩来访问马里的情报中了解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当时，周恩来告诉马里总理莫贝多·基塔，中国将在10月进行核试验。可当时不知为什么，人们对这条消息的价值却未加充分注意。
当时美国对中国核情报的获取，主要是通过空中侦察。从1964年春起，U-2间谍飞机从印度东部的查帕迪亚起飞，已经可以飞到罗布泊上空。从1963年7月起，美国共发射了10颗“加贝特”卫星。这些卫星携带有高分辨率照相机，可以清晰辨别地面小到18英寸的物体。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
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7月24日，麦克恩告诉约翰逊总统，还不能预知中国何时引爆它的核装置。中情局则认为，在1964年底之前，核试验不会进行。他们的根据是，中国在此后数月中，还不可能得到足够的核裂变材料来爆炸它的原子弹。原因就是，中国的核原料是钚而不是铀。而包头核工厂生产的钚，至少在1965年前还不能填装一颗原子弹。按照这样的推测，美国情报人员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应在1965年中爆炸。另外，美国情报人员还怀疑到法国是否供给了中国核裂变材料。不过，他们没有肯定的证据。今天看来，只有国务院专家艾伦·怀廷的判断最明智。他当时就肯定，中国的核试验发生在即。如果不进行核试验，就没有必要在罗布泊试验场树立起铁塔。此外，周恩来关于10月进行试验的话，也决不是空穴来风。
在临界点上
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通常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这一小群人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尽管如此，这些总统班底的大员，仍然没有放弃试探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联合行动包括“发出威胁，反对核试验”等。恰在此时，一则信息鼓励了这些顾问们。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他威胁说，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
但在华盛顿，当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约翰逊总统所以在中国核问题上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大选在即。当时，他正在缔造一个所谓的“和平平台”，来同共和党对手戈德华特斗法。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约翰逊政府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也惧怕把战争扩得更大。虽然在战争中，美国高层仍有人主张在轰炸越南北方时，应考虑攻击中国核设施。但约翰逊倒是守住了这条底线。在1965年战争升级之后，他仍谨慎地避免触发与中国的直接冲突。
8月底和9月中旬的卫星侦察表明，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一位访华的马里政府代表团成员提供消息说，中国准备在10月1日也就是国庆节时，爆炸原子弹。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这时终于想到，得为中国的核试验抢先准备一个声明了。怀廷回忆说，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可以抢得先机，减少核试验的政治影响。并且“再次向中国的邻国保证，美国对此是关注和了解的”。麦克恩这时先行一步。他在9月中旬已经向北大西洋组织透露说，中国将在最近6天内进行核试验。
9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宣读了由总统同意的声明。声明说，从各方面的消息判断，中国将在最近任何时间里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后，声明话锋一转，说，尽管中国爆炸了核装置，但它要拥有运载工具，还得走很长的路。显然，这既是一种自慰同时又是他慰。
10月15日，美国间谍卫星的照片显示，罗布泊试验场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准备。包括由双层围栏环绕的高340英尺的铁塔，成列的仪器掩体，两个小一点的铁塔和各种地堡、平台。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观察到，自1963年9月就停止的来往于试验场的大批次的飞机，在1964年下半年又恢复了飞行。这表明，最后的准备正紧张地进行。中央情报局负责科技情报的助理局长唐纳德·张伯伦肯定，爆炸就在这几天了。
原子弹爆炸了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立即捕捉到了这个美丽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驻日本美军基地名为“足尖舞蹈者”的探测飞机，爆炸后多次起飞，收集中国原子弹的核灰尘。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这些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简直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直到当年底，U-2飞机才证实，兰州气体扩散厂早已经投产了。
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不过这声明已不可能再有什么新意了。它只是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在世人面前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
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因为，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曾在核爆炸不久提出，应采取军事行动，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
约翰逊总统在核爆炸后曾经任命了一个专门小组，希望对防止核扩散问题作出研究。这些加入专门小组被称为“聪明人”的前政府高级官员，对各种所谓防止核扩散的方案进行了披阅，这其中，也包含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打击中国核设施是作为整个“激进”的防核扩散政策的一部分提出的。这些政策还包括：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实质性地从欧洲撤出战术核武器；封锁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基地；以及最小威慑核战略等等。在政策取向上，专门小组更同意罗伯特·约翰逊的观点，不主张对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打击。但他们对核扩散问题看得很重，视其为“重大威胁”。因此，他们建议，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核政策，并形成和通过一个国际性条约。小组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有核国家已是不可避免。这要求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其关键点，是把中国接纳进军备控制条约。
显然，这是一项意在“羁縻”的建议。但由于它同受国务院支持的“多边核力量”计划相矛盾，结果没有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国务卿腊斯克虽然一方面在研究防止核扩散条约，但在另一面，却主张建立起“核武器银行”，即使印度和其他可能的亚洲国家加入其中，以对抗中国的核力量。实际上，这是默许或承认这些国家制定自己的核计划。
这样，从实质上说，尽管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高层对核扩散政策做了新的研究，但原子弹所造成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约翰逊总统在拿出一个意义重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时，仍是困难重重。
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国才试验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60年代就在这样的紧张之中度过了。在这10年中，中国不但完成了自己的原子弹试验，还拥有了中近程导弹以及氢弹。成为不能被藐视的核大国。而美国在恐惧和貌似咄咄逼人的外表之下，并没有拿出像样的对策。他们计议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方案，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尽管，美国决策者多少拥有“核时代”的明智，但他们“纸老虎”的形象，仍显得更加真实。虽然，中国核武器的试验成功，在60年代没有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但它却为改变这种政策，造成了可信的压力。进入70年代，形势发生了大变化。中国走进了联合国，中美邦交也开始恢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年代。毛泽东曾经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真把美国人吓得不轻。他们在整个60年代都生活在“火山口”上，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但愿今天的人们，能够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在这个世界上，称霸的人和欺负别人的人，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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