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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美国试图对中国核计划实施打击揭秘（续）
作者：李向前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其性质是准军事的，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应急性的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
就在这时，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提出一个警告。他声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么印度就会因为惧怕中国的原子弹，而寻求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从而使南亚大陆上发生核扩散。鲍尔斯的这种立场，同他在1961年猪湾事件中的态度大相径庭。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过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的反应是，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是有效力的。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葛承认，一个防止核扩散协定会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困难和脆弱。
当肯尼迪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就是罗伯特·约翰逊所完成的他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考虑到报告篇幅过大，10月间约翰逊又把它改写成一个100页的版本，以便于传阅。
约翰逊研究的最可取之处，是它没有危言耸听。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中国就不得不考虑，在它进行“侵略”时，会受到美国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反击。这种情况使中国决不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除非中国大陆处于严重的攻击之下。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尽管约翰逊把“中国冒险”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但他没有忘记强调中国核试验的政治含义。他认为，中国在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之后，会相信它的核能力可以“削弱”那些同美国结盟的邻国的“意志”，使他们同中国和好相处，从而消蚀美国在亚洲的影响。正如国务院另一份支持约翰逊观点的报告所说，中国会“避免莽撞的军事行为”或“核讹诈”，而把自己的核武器作为“政治武器，以赢得尊敬，促进中立主义，鼓励革命”。
据此，约翰逊建议，对中国的核计划，美国目前做的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更多地做什么。一旦中国的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种重新承诺，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约翰逊报告的两个版本都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它还以纲要的形式提交给了林登·约翰逊总统。
约翰逊的报告在美国的官员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罗伯特·科默所说，如果真像约翰逊估计的那样，我们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行动，便离题太远了。他对邦迪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中国仍坚持其谨慎政策，那么我们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动力就极大地失去了。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总统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他在上任几星期后即打电话给理查德·拉塞尔参议员，告诉他美国或早或迟要承认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林登·约翰逊明显受到院外援台集团的牵制。他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威胁。事实上，此时的约翰逊同时在顾虑两件事情：A.即将到来的大选；B．中国的核能力。他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休·赛迪的采访时说，我们不能让戈德华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中国同时得到原子弹。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这篇报告当时被列为“绝密”。它至今还未被解密。人们只是从国务院所编《外交关系》中知道了它的结论。
约翰逊在报告中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打击的方式：A.由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B．由国民党空袭；C.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D.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有派很多波次的飞行，才能完全摧毁目标。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你根本就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实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约翰逊还总结了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弊端：首先，情报的出入太大，以致华盛顿根本不能精确地锁定所有目标。其次，实施打击只是延缓了时间。最长也就是4到5年，北京又会再次启动它们的核计划。第三，中国会对台湾或美国在东亚的基地进行报复。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
约翰逊提到，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惟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这类协议进入到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约翰逊相信，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像法国那样，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
约翰逊认为，只有在对侵略做出反应时，世界舆论才会接受军事打击行动。比如说，中国如果以支持者的面目出现，在老挝或越南进行干预，造成一场有限战争的时候，军事打击就会被舆论所支持。此外，还有一种非公开的打击方案。这就是由国民党来干。但约翰逊指出，即使可以相信国民党的破坏小组有能力分别搞掉包头和酒泉的核设施，但由于他们几乎不能同时在两处得手，因此必会遭到中共的报复。而中共对台湾的打击，会把美国置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约翰逊后来写道，他当时的研究反映了“各部门间广泛的一致”。因此，在高级官员们考虑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时，还有相当的分量。1964年4月底，腊斯克曾经把一份高度压缩的约翰逊报告呈送给约翰逊总统。鉴于腊斯克的这个做法，美国最高层对约翰逊的观点应该说是认可的。
正在美国人欲罢还休之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在1964年前8个月里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兰州气体扩散厂在1月间已经生产出第一份浓缩铀，并开始了试验；4月，酒泉基地生产出了第一个核部件；6月，第九研究院进行了同比例的爆炸试验；8月，酒泉厂装配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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