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新私塾传奇

作者:黄传会




  ◎ 《我的课桌在哪里》
  
  十五年前,刘茂运带着妻子和女儿,从新疆伊犁直奔辽宁沈阳——他是怀着一种对新生活的热情期盼来的。没有想到是,自己的三个女儿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包袱,也成为自己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刘茂运原籍在山东新泰市旧关乡官桥村,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日生人。家乡是个穷地方,在刘茂运的印象中,小时候,父母每天要为他们兄弟姐妹的三餐而发愁。好在那时候读书不用交学费,学生只交煤费就行了,一学期三毛钱。
  高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两年地。十九岁那年,当过兵的父亲对他说:“儿子啊,你已经成年了,当兵去吧,也该为国家尽尽责了。”
  那年来招兵的是新疆的骑兵部队,刘茂运体检合格,到了伊犁,成了一名骑兵。至今,他走路还有些罗圈腿,他觉得惟一值得自己自豪的,便是这罗圈腿,那是当骑兵骑马骑的。
  一九八○年,解放军百万大裁军,刘茂运所在的骑兵旅被撤了,他退伍到了建设兵团伊犁农10师。建设兵团虽然是部队建制,其实与农村区别不大。刘茂运脑子比较活络,他种了两年棉花后,便到团部的饮食服务公司当供销员。一九八七年元旦,他与当地的藏族姑娘才旦花木结婚,建立了小家庭。
  那些年,生产建设兵团整个不景气。刘茂运对妻子说:“不行,咱们不能一辈子困在这里过穷日子!”妻子说:“不待在这儿去哪儿?”跑供销的时候他去过沈阳,他说:“去沈阳吧,那是个大城市,怎么也比咱这儿强。”妻子疑惑地说:“去沈阳能做什么?”他说:“那么大个城市还愁找不到活干?就是卖卖新疆的葡萄干也能混口饭吃。”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日,刘茂运夫妇带着快三岁的女儿刘雅琼到了沈阳。
  刚出站口,才旦花木便哭喊了起来:“坏了,坏了,钱没了,我放在内衣口袋的钱没了!”
  就这么点工夫,他们夫妇攒了几年的、准备用来在沈阳做小生意当本钱的两千元钱,让人给偷了。他们找到车站派出所,民警说:“这儿每天都有被偷的,我到哪儿给你去抓小偷?”
  想返回新疆去,连路费都没有。生意做不成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赶紧得找活儿干。刘茂运在郊区农民家打过短工,拔草,一个小时一元五角。在建筑工地运过沙子,一天十五元工钱。他还卖过羊肉串,让城管抓了几次,不卖了。葡萄干没卖成,那是需要本钱的。
  生活依然过得十分艰苦,但比在新疆要强一些。
  这期间,他的二女儿刘英豪和小女儿刘雅楠又出生了。
  一九九五年夏天,大女儿刘雅琼七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了。刘茂运带她到附近的沙岗子小学,一问校长,一学期就一百来元的学费、书本费,他便为女儿报了名。
  可待校长看了他的户口簿后,又改口了:“不行,不行,你不是本地户口,不行!”
  刘茂运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本地户口不行?”
  校长说:“一直就是这样规定,我们只招收本地学生。”
  “像我们这样的外地来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也不是,如果一定要在我们学校读,可以交借读费。”
  刘茂运问:“借读费是多少?”
  校长算了算,几项加起来一共是九百八十元。
  “一学期九百八十元,一年将近两千块,我到哪儿去找这么些钱?”刘茂运自言自语。
  他带着女儿又跑了几个学校,答复基本一样,外地学生在本市就读,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多的要五六千元(一年),甚至七八千元;少的两三千元;最少的一所学校也要一千二百元。
  当时,刘茂运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五百元左右,交了房租,一家五张嘴吃喝,所剩无几。哪拿得出这么多的借读费?
  他想不通,为什么外地的孩子在本地上学要交借读费,是不是一些学校的土政策,便专门跑了趟教育局。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全市的中小学都一样,对外地学生都要收取借读费,只不过由于学校的质量不一样,收费的标准有些不同。长春、哈尔滨也是这样;北京、上海也是这样。人家还告诉他,我们现在义务教育的经费是由各地方政府负责管理的,政府按户籍人头下拨教育经费。你孩子的教育经费在新疆而不是在沈阳。你孩子如果不想回新疆上学,在沈阳上学就必须交借读费……
  怎么办?回新疆,不成,那里没人照顾孩子;在沈阳读,又拿不出这么多的借读费。让孩子在家待着,更不行,高中毕业的刘茂运知道,现如今没有文化不行,将来没有文化更不行。
  愁啊!
  那些日子,两口子愁得一夜夜睡不着觉。
  有天半夜,才旦花木从炕上坐了起来,说:“我想好了,我出去找活儿干,你在家自己教雅琼念书,再带两个小的。”
  刘茂运说:“这算什么事儿?我一个大老爷儿们,在家带孩子,倒让你出去干活儿?再说,我从来没教过书。”
  才旦花木说:“我一天学都没上过,你怎么也比我强,咱们不能把孩子给耽误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看来,只能如此。
  才旦花木跑了几天,终于在五爱批发市场找了一个活儿——帮人家卖衣服。
  刘茂运则从新华书店买来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
  九月一日,城里的小学开学了;
  刘茂运家的私塾也正式开学了。
  尽管,刘茂运是“文革”期间的高中生,没正规读过多少书,但教教小学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担忧的是自己从来没教过书,怕不得要领。好在他还买到了供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可以按部就班,一课一课跟着教。
  他还到沙岗子小学去了几趟,等放学时,专找一年级的学生,问他们每天上下午课程安排,课程进度。
  参考正规小学的时间表,他也给刘雅琼订了个时间表:早晨七时起床,早读半小时;八时,上课,上午三节课;下午一时半上课,两节课;晚上做一小时作业。
  期末到了,女儿到底学得怎么样,刘茂运心中没有底。为了检查自己和女儿的教学成绩,他去沙岗子小学,好说歹说,从人家那里要来了一年级的语文和算术期末考卷,让刘雅琼做。结果,刘雅琼的语文得了八十六分,算术得了九十分。这下,大大提高了父女俩的自信心。那天晚上,全家吃了一顿羊肉饺子,以示庆贺。
  一九九八年,刘雅琼该上三年级时,二女儿刘英豪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刘茂运又去几所公办小学了解了一番,对外地学生还是要收取借读费。
  刘家私塾继续开办,不过,学生从一个增加到两个。
  面对眼前两个女儿那渴望知识的目光,刘茂运有时觉得有些迷惘又有些心酸。就因为自己是外地进城的农民工,自己的女儿便不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如此的不公平?
  他常常在心里对女儿们说:“你们生在我们这个家庭,吃亏了,父母对不起你们啊!”
  到了二○○一年,小女儿刘雅楠也该上学了。
  刘茂运家庭私塾的学生又变成三人:大女儿念六年级,二女儿念三年级,小女儿念一年级。
  三个女儿三个级段,课程完全不同。刘茂运只好采取复式教学法,将每节课分成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十五分钟给老大讲课时,让老二和老三或预习课文或做练习;第二个单元给老二讲课时,老大和老三或写作文或做练习;第三个单元给老三讲课时,老大和老二或背诵课文或做练习。
  一个人同时教三个不同级段的学生,而且还不是一门课,加起来有七八门课。白天上课,夜里备课,累是真够累。刘茂运说,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程,他绝对没有信心和毅力坚持下来。
  ……
  二○○四年岁末,我在沈阳采访期间,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我讲述了这个当代新私塾的故事。
  我提议到刘茂运家看看。
  这是沈阳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雪,大街小巷,白雪皑皑,铺得足有尺把厚。
  傍晚,小车缓缓挤出闹市,穿过浑河大桥,七拐八拐,进入浑河南岸白沙乡的沙岗子村。这个村子也是外来人口集聚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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