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在莫斯科红场与“列宁”等“领袖”们交谈
作者：闻 一
在莫斯科市中心，穿过马涅什广场，进入门上教堂，红场就袒露在眼前了。在历史博物馆和不久前刚刚重建起来的喀山教堂的中间，是一条石板铺成的道路，愈向红场的方向，路面也就愈高。就在这石板路的中央，有四个很奇特的人，除了暴雨、冬雪、严寒，一年里大部分时间都在靠历史博物馆一边的便道上谋生。他们的谋生没有货物，没有运输，不靠贩卖，不靠吆喝，他们只靠自己的形象和这种形象特定的某些动作谋生，所以他们奇特。
他们是“列宁”、“普京”、“马克思”和“尼古拉二世”。
尽管红场上有不少盛景，这个“四人组合”却更吸引人们的眼球。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人，几乎没有不驻足而立的。而这四人并不招揽生意，通常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观望着眼前的过客。一旦有人走过来，“列宁”总是一招手，那来人便立即梦幻般地坐在了四人中间的位置上，待相机的按钮一动，一幅与“伟人在一起”的照片便完成了。于是，“马克思”便站起来收钱，一张四人在一起的合照是200卢布。“马克思”坐下后，再把150卢布分给其他三人。有的人只想和“列宁”合照，“列宁”便走出四人队列，来到石板路的中央。他朝身后一挥手，意思是告诉要照相的人：“这里好!我们以红场和列宁墓为背景。”待到照完后，他通常会魔术般地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条鲜艳的红领巾，极其娴熟地围在这个人的脖子上，并且高高地举起左手，作号召和指引方向状。于是，另一张照片便也问世了。
这个“四人组合”已经习惯于面对各式各样的观光客了，而采访他们的人也日益增多。对于这种采访，他们收取的“报酬”是很高的，电视台在红场上采访他们（还不能影响他们与观光客的合照）一天得支付每人100美元（这是成交价，他们开口的要价是200美元）。我对他们说：“我们采访你们在红场上的工作，并去访问你们的家庭，每人100美元如何？”“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普京”还在犹豫，“马克思”突然激动地说：“什么？100美元就想把我、我的老婆孩子、我的家庭都买去啦!”然后就愤然坐下，扭头朝向一边。“马克思”显然是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列宁”一摆手，作无可奈何状。
“列宁”在不自觉间讲起了自己的故事：“我叫阿纳托利。我不是莫斯科人，来自南方。当我还在大学学习时，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阿纳托利，你像列宁。这太难得了!你想不想赚钱？去扮演列宁吧!’可是我没有机会去当演员，在我们的家乡没有电影制片厂，我也没有这样的关系，可是，这句‘我像列宁’的话却始终在我耳边萦回不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吧。终于有一天，那是10年前吧，我下定决心告别故乡，辗转千里来到莫斯科，希望能碰上一位导演会发现‘我像列宁’。可是，天上没有掉下好运，工作找不到，囊中羞涩，我不得不去碰碰运气。我壮着胆装扮成列宁的样子，来到老阿尔巴特街上。就在往那里一站的瞬间，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这个列宁像不像，而更重要的是这个举动能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您知道，阿尔巴特街上什么人没有，什么卖艺的没有!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列宁’往街角一站，路人就一个又一个地在我面前停下了脚步。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不像话!不过，在窃窃私语中，有句话却钻到我的耳朵里：真像!太像了!那时，人们习惯往卖艺者的盒子和罐子里扔钱，还不习惯给‘领袖’扔钱。可是，毕竟是时代变了，已经没有人去指责以领袖的形象来卖艺的行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了。几天后，我的名声就在莫斯科传开了，报纸上也在报道我的事了，来和我照相的人要排队了，我开始有钱了。可有一天，突然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闯进人群，高声吆喝说：来!跟我来!
那人把我带到路旁的一家咖啡馆里，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其中一个身穿黑色夹克，显然是头儿模样。他把我上下打量了好半天，那滴溜溜转的眼神直让我浑身发毛。他终于开口了，让我坐下，说道：‘你真行!真像列宁!买卖不错吧，赚了不少钱吧!’我知道我碰上麻烦了，忙说：‘哪里哪里，混口饭吃罢了。请多帮衬，多帮衬!’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好说!我们也是在这地面上混的，咱们合伙干吧。我们保护你，你不会有什么麻烦的，踏踏实实地干。合伙嘛，你赚来的钱自然咱们对半分!’这是黑手党，我还不明白吗？别无出路，只好照办。”
我说：“干了多久？怎么到红场上来了？”阿纳托利略微停顿了一下说：“几年前我来到了红场，一直干到现在。”一段情节显然很复杂的故事就这样被阿纳托利一笔带过了，他大概不愿意讲。
后来的几天，我几乎天天来，和他们不断地聊天，也就渐渐地熟了起来，就连“马克思”也不对我带有明显的敌意了。这次，在他们吃了简单的午餐后，我坐在了他们四人的中间，不是为了照相，而是我瞅准了这个空当，想和他们聊天。我问“普京”尊姓大名，他以一种领袖的派头自我介绍说：“科特科·瓦莱利·瓦西里耶维奇!叫我瓦莱利好了。”我说：“您在这里干了几年了？”他说：“我刚来，没有几天。我从东边来，工人，离莫斯科也有上千里的路。在家乡，人们也是说我很像普京，我这就到莫斯科闯荡闯荡来了。那天来红场，当我走到阿纳托利的面前时，他紧盯着我看。我有点忐忑不安，便说：‘让我和您一起干吧。’阿纳托利盯着我看了一眼后说：‘好吧，试试吧。’”
阿纳托利的脸上有了一种识人的欣慰表情，不禁打断了“普京”的话：“我的眼光还不错吧。您瞧，这可是个活脱脱的普京!他现在可是我们这里的红人。”“马克思”突然插话说：“算他走运!这个外省人！”我马上抓住这个机会，对“马克思”说：“您呢？您也是外省人？”他说：“不!我谢苗可不是外省人!我是莫斯科人!”
谢苗口中的这个“外省人”字眼，现在是很难听得到了。只有那些具有旧日贵族情怀或者是曾身居高位的人，只有那些高傲的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才会这样轻蔑地称呼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地方的人。仅仅“外省人”这个字眼就立即让我对谢苗刮目相看。没有想到，这个长着大络腮胡子的、矮个子的谢苗却一下子谈兴大发，直对着我的脸絮叨了起来：“我可是个有学位的人!哦，您是学者，那您一定到过莫斯科大学。您可知道，当年我也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在哲学、数学领域我可也写了不少的论文呢。那个时候啊，还算活得可以。”我问：“那您怎么改行干这个哪？”他说：“老啦!赶不上时代了，可老婆孩子总得要养活啊!再说脑子也不行了，装个马克思，不用费什么脑子，混碗饭吃吧!”
这时，阿纳托利插过话来说：“他可精了!算起账来，您可骗不了他。”谢苗从胸前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把梳子，对那浓密的、灰白色的、干燥的大胡子梳理了起来。我回头问“尼古拉二世”：“您呢？”他极其简短地说了三个字“尼古拉”!我愣了一下神，以为他在开玩笑，阿纳托利说：“他就叫尼古拉！”这时有人要和“普京”照相，瓦莱利走开了，阿纳托利和我也就起身走到一旁。阿纳托利说：“这个尼古拉是个极不愿意讲话的人。他有病，浑身关节疼痛，尤其是双腿。常常不能站很长的时间，刮风下雨常犯病，一犯病就来不了。可他总是坚持着来，家里还靠他养活呢。”我不禁下意识地朝尼古拉看了看，发觉他的双眼竟是湿润的。
这个表面上十分风光的“四人组合”看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都有一本自家难念的经。在一个雪后的晴日，我到阿纳托利的家中去访问了一次，想再进一步了解这些奇特的人。阿纳托利的家在莫斯科北部近郊小城泽林诺格拉特的一个新住宅区，当他下楼来接我时，他已经不是红场上的那身打扮：一件灰蓝色大衣裹住全身，头上是一顶滑雪运动员戴的那种绒线帽子。这形象很难使人想到这就是“列宁”。他的家是一个两个房间的单元住房，进门的右侧就是一个大间，现在是阿纳托利的会客室。两面的墙上贴了画纸，对面是一扇大窗户。窗户的一角下是电视机，一部电话就径直放在地毯上，另一角有一个小小的保险柜，柜旁是一张大沙发，书架上有列宁胸像等纪念物。“请坐下!喝茶!”阿纳托利穿着一件蓝条子的水兵式“海魂衫”进来了，忙不迭地和我打招呼。我这才注意到，房中间的一张圆桌上已经摆满了各式甜点、糖果和饼干，还有牛奶和酸奶油，完全是俄罗斯人待客喝茶的上好水平。我问他：“您一个人住？”他说：“我和姐姐在一起。”他姐姐进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阿纳托利说：“我外甥，小时候头部受过伤，现在有点那个……”他姐姐不爱讲话，但是极有礼貌地给我让茶点。从她和男孩子的表现来看，阿纳托利的这间会客室经常来客人。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