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在留守与出征之间
作者：王树增
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毛泽东、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
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
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又由周恩来在细节上作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作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
关于军事大转移的计划，博古与共产国际往来多封电报。但是，令博古和李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中央红军即将离开苏区的时候，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了。中断的原因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共产党上海局连同秘密电台一起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李德说：“中央与外界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秘密电台的丧失，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将转战于崇山峻岭与激流险滩之间，恢复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局面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共产国际的大员无法再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号施令了，而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博古也失去了拥有“上方宝剑”的靠山。历史突然进入了这样一种时刻，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犹如难以驯服的烈马突然甩掉了笼头，于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转危为安已经指日可待。
一部电台的失去竟使历史突然间改变了走向，这是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的博古、李德、毛泽东，以及在上海狭窄的里弄中忙于搜查的那些国民党秘密警察，谁都不曾想到的。
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具有坚定无比的政治信仰和铁一样的组织纪律，因此他们能够身处巨大的危机之中仍然从容不迫地一一打点行装，虽然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不知道自己要走多远，要走多久，要去哪里。
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舆论上的准备。
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决不放弃苏区的一寸土地”。现在，整个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转移出苏区了，因此必须在舆论上对红军官兵和苏区百姓有所交代。
发表在中共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名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对此作出了说明。文章首先颂扬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一胜利“大大地兴奋了与革命化了全东方民族与全中国的民众”。接着，文章批判了“认为党的路线仅仅是进攻路线”的错误观点，批判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较量的“个人的拼命的英雄主义”：“他们看见某些战线上几次军事的胜利，就会发狂，就会使胜利冲昏头脑，以为革命在明天就会胜利，明天我们就会占领南昌、上海。”文章最后阐述了主题：放弃苏区或者说转移战线，是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依据的一种策略，因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原始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不用一种固定的斗争方式束缚运动，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呢?文章说：“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剧烈化”，便产生了“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不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方式”——识字不多的红军官兵根本无法弄清这些蹩脚的翻译和生涩的行文，他们只能拐弯抹角地从中捕捉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军要离开苏区了。其实，所有这一切只需一句话就能向红军官兵讲清楚，这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只不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实在太“土”了，在博古和李德看来，即使毛泽东的说法有正确的成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绝不会像草寇首领一样粗俗地说话。
舆论准备之后，更重要的是军事转移前的物质准备。
在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前夕，李德匆忙的身影在苏区内到处可见，他来回地视察通讯厂、被服厂、织布厂。为了配合他的工作，红军总部一局汇总了有关武器装备和生活物资准备的各项资料：枪支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四支(挺)、子弹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一百三十发、迫击炮三十八门、炮弹两千四百七十三发、冬衣八万三千件、盐巴三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斤、各类药品一百七十七担。红军还筹集了够所有官兵食用十天的粮食，以及至少可以维持两个月消耗的通讯材料。其中粮食是向民间征集的。中央发布了《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的决定》——苏区内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和数万红军官兵每天都要吃饭，再度大量筹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