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到中国传播科技还是福音

作者：周　宁

在当时大众的心里，他也可能是抵御妖言邪术，维护中华正统的义士。他的著作与议论得到许多人响应。如果不是皇帝的决断总是对的，我们也可能看到那个时代对杨光先的另一种评价。
　　杨光先并不是那类只会造谣中伤，罗织陷害的胸无点墨的奸佞小人。他也懂得像启蒙主义者那样写些雄辩的小册子，散布到社会上争取舆论。据说传教士曾出重金收购销毁流传于世的杨光先的《不得已》。杨的文章写得很动人，他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在中国传播科学，中国人不是好学生，传教士也不是好老师。传教士们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们也并没有将西方近代科学的真髓传播到中国，他们教授和运用的天文学是第谷体系的，欧洲科学中的最新成果，诸如解析几何、微积分、牛顿力学、林奈的生物分类法和命名法等，并未传入中国。另外，传授科学也不是他们的目的。这些忠心耿耿的传教士从来也不曾混淆手段与目的，传播科技是他们在中国居留的条件，而在中国居留的目的是传教。他们教授科学最直接的想法是讨皇帝与官宦的欢心，把在科学技术上的微小进展都当作传教的砝码。而这样不仅陷害了他们自己，也陷害了中西科技文化的交流。这是一个误会，事情并不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中国人能够毫不觉察地放任他们从科学偷渡到荒唐离奇的宗教中去?
　　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那段脆弱的“蜜月”，充满了相互之间的猜疑、防范、危机与迫害。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向中国传播西方科技是无可奈何；中国人为探究西学而容忍传教士伺机宣教也是无可奈何。就科技传播而言，传教士不是好教师，中阳文人或皇帝也不是好学生，他们之间的默契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妥协或误会。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灾难，那就是他们双方最后都不可避免地落入中国的政教神话的陷阱中去。
　　中国只能有一种权威，皇帝既统治人的身体又统治人的头脑。如果传教士非要在中国的“天子”头上凌驾一个西方的“天主”，那么他们就必须离开中同，这是传教士面临的选择。因为从政治角度讲，天子头上不能再有天主；从文化角度讲，中国天子头上更不可有西夷天主。中国政教传统与基督教的本质矛盾，使基督教在中国只能苟且不能发展。苟且尚能生存，发展将导致覆灭。金尼阁为利玛窦的传教方法辩解：“……应该把中国传教团和其他传教团区别开来判断。这里的要点是，中国人认识到我们丝毫不搞什么革命性的东西，也不指望任何物质利益，只是前来传布唯一圣教，那和帝国的利益丝毫没有抵触：一旦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辛勤孕育的婴儿就一朝诞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抛弃任何人的同时，我们有意避免追求数字，然而在短短几年之内，他们却达到了五千之众。我们害怕群众的聚集，以免在一夜之间使多年的成果丧失殆尽。我们采用的办法就是使自己依靠官员正犹如依靠上帝一样，为的是以后——用他们自己的说法——人民也追随他们的榜样。这就是何以我们深信，这里的基督教将会随着圣教及其使者们之获得信任而取得进展，又将会随着不合时宜的热情使得人数膨胀而倒退。”
　　传教士们只能借传播科学传播宗教，然而，即使是科学，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只有一种权威的国家里一切都是工具，科学也一样。朝廷里政权将它当作御用工具，可留可去；文人探究西学，皮毛尚可，追溯到本原，就有可能动摇儒家正统与夷夏之防的信念，就只能证明西学源出中国，西学中源的理论一旦出现，探求西学也最终成为尊夏攘夷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中国传教，的确不易。“对一个只怕皇帝、只爱钱财，对于一切永恒的主题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民族宣扬教义必须不厌其烦。如果你不具备某种柔和、某种温厚、某种坚韧不拔的品质，你每时每刻都会觉得难以忍受。”沙守信神父写信对他的同伴说：“在这里传教比世界其他千百个传教区都要困难得多。”“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是中国人在弱小民族之列，仍惟我独尊看不起任何其他民族。他们固执于自己的国家、风俗、习惯、至理名言，他们不相信中国以外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东西。我们向他们指出他们崇拜偶像是荒谬的，我们使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伟大的、神圣的、颠扑不破的。好像他们要投入基督教的怀抱了，其实远远还没有完呢，他们冷淡地对我们说：“我们的经书中没有提到过你们的基督教，这是外国的宗教，如果中国以外真有这样的好东西，我们的圣人学者们还会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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