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到中国传播科技还是福音

作者：周　宁

　　17世纪传教士到中国，传播科技是为了传教；中国容许传教，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科技。双方两者问微妙的平衡，成为福音得以进入中国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平衡复杂敏感得难以维持。传教士过分传播科技，不仅会破坏天主教的神学基础，还会使中国人与传教士不知不觉中忽略了教义与教务；过分传播宗教，没有科技的保护他们就无法居留中国，中国当局也会因为他们教众过多、势力太大威胁到政教安全而禁止或驱逐他们。以科学传宗教，科学在世界观本质上是与基督教相矛盾的，此时在欧洲已经出现科学与神学的矛盾，在中同传播科学，迟早会自毁传教的信仰基础。更何况此时的中国，没有福音的土壤，未必就有科学的土壤。传教士的传教地位岌岌可危，科学地位也岌岌可危。中国的学术传统，儒家世界观，僧道势力，民族心理与民间知识道德基础，既不能容纳基督教，也不能容纳科学。在中国，传教事业纠缠在科技与宗教、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西方教会与朝廷等等矛盾关系中，这些矛盾随时可能触发，将传教士们多少年含辛茹苦、小心翼翼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
　　自利玛窦时代起，科技就是传教士居留中国的资本。利玛窦首先让中国人叹服的是他绘制的地图，以后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都在为中国绘制地图。他们不仅是上帝的使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们成长在文艺复兴的遗产中，如果我们想到达·芬奇是全能的天才，就不会怀疑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多才多艺。
　　在中国，没有学问就没有威望，他们必须扮演“泰西儒士”或科学家的角色。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与技术为皇帝服务，并在文人圈子里传播一些西方科技思想。金尼阁第二次来华带了七千余册西书，17世纪耶稣会北京本部的北堂图书馆已有近万册西方图书，内容不仅包括宗教、哲学、伦理、历史，还有大量的科技图书。为了向中国人传播这些知识，在华传教士自己也从事著述与翻译、并积极与中国文人合作，徐光启、李之藻与西来传教士一道将两方一些科学著作译成汉语。有资料证明，16－17世纪间耶稣会士在华的汉文著作三百多种，除阐发教理外，主要是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建筑与水利方面的知识。
　　到康熙时代，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测绘学、建筑技术、水利与火器制作知识，都或多或少，或新或旧地传入中国，其中的某些理论已片段地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从龙华民到白晋神父，都曾设想并努力在中国建立科学院，科学不仅影响到中国文人，也影响到中国的皇帝。当教廷在欧洲审判伽利略时，最坚定的教皇卫士耶稣会传教士们正在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中同在近代曾是欧洲之外第一个接受西方科学成果的伟大文明古国。”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1978年4月27日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报告第一句话就这样说。
　　然而，西方科学与技术是否真正、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固人的思想与生活，影响到中同科技发展的方向呢?
　　传教士的科技知识不断帮助他们在中同的生活与交往。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的科技知识容忍或欢迎他们的。从利玛窦时代起，传教士就主动接近中国文人，向他们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从瞿太素开始，徐光启、李之藻、王征、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中国文人，探究西学，已涉及到许多领域，从天文历法到水利火器。但是，这些洋务派或西学派的先驱影响实在有限。徐光启入京向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并与李之藻、王征等人译介西书、督修新法，购买洋炮，有“倘利于国，远近何论焉”的开明态度，到了晚年，不胜感叹：“臣等书虽告成，而愿学者少，有介无和，有传无习，恐他日终成废习耳。”
　　徐光启是中国近代以前唯一一位懂得西方科技的人。他的纯科学的、非政治的坦诚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文人，对传教士的西学无动于衷。即使有借鉴，也难以以纯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与技术问题。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强烈的民族屈辱感造成的变态的民族文化自尊，扭曲了客观的科学精神。中国文人不甘心这种“被动”的局面，很快从“会通派”发展到“西学中源说”。孔子问学于剡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老故事又出现了。
　　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对中国最有影响的是天文学，因为它关系到历法。帝制时代历法是国家大事，不仅关系到国家社稷，也关系到百姓生计。就朝廷来说，天文是国运的征象，修历与御宇，改历与改制都有同一的关系；就民生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民生为本，历法气象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丰减，西方传人中国的诸种学科中，似乎只有天文学得到实际的利用。中国尽管有西方科学技术的传人，但既没有普及之广，也没有深刻之精。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科技，把它当作宗教的工具，而中国皇帝又把它当作政治的工具。康熙学习科学，目的是“断人之是非”。康熙皇帝热衷于科技的消息在西方传得神乎其神，他向传教士学习天文学、数学、地理学、西方医学以及西方文化。天下有道，学在官府。康熙感兴趣的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统治对科学的利用，而且，他的学习也仅限于兴趣。1692年，传教士白晋写信向法王路易十四报告康熙皇帝将要“在宫中建立科学院”。确有其事，不过《清史稿》中记载这个“科学院”名叫“如意馆”，这个名字令人想起皇帝个人的消遣游艺的地方。难怪中国人常将西方科技称为“奇技淫巧”，西方人知道若想讨中国皇帝喜欢，就送他们一些玩具或钟表。
　　“科学院”变成“如意馆”，一个皇帝、几个文人，即使有诚意，影响面又能有多大?张诚的日记中说康熙皇帝“告诫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去的衙门里翻译任何关于我们科学的东西，而只在我们自己家里作。”皇帝的担心是什么?或许是中国民众与官僚对西方科技的抵制与反感。广大官僚与民众在知识上的愚昧与道德上的正统主义，都使西方科技在明清之际的中国难以容身。
　　汤若望出任新监正，为迎合中国传统，科学的观测报告也加入了迷信内容：“……(四月)初十壬戌，已时候至午时，观见日生晕，围图亦黄色鲜明，良久渐散……谨按观象玩占，占日：……五谷不成，人饥，天下有兵色。”汤若望入狱，大祸临头是因为“天算舛谬”，为荣亲王选择出葬的日子误用“洪范五行”，由此不吉导致荣亲王的生母董鄂贵妃旋即归天，不久顺治皇帝染天花驾崩。汤若望罪恶滔天，以弑君罪被判最残酷野蛮的刑罚——凌迟。
　　就在上帝准备让衰老的汤若望在惨烈的殉教事件中获得圣徒美名时，另一件荒唐的事发生了，北京地震，宫内大火，朝野震惊，相信吉时忌日的中国人也相信冤情可以震怒苍天。汤若望被赦免了。在中国，政治可以成就科学也可以毁灭科学，它与各种巫术迷信一样都是统治工具。“历狱”虽以杨光先最终获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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