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跟蟑螂们一样地活着

作者:陈丹青 艾未未 王宝菊




  ◎ 《陈丹青 艾未未:非艺术访谈》◎ 陈丹青艾未未王宝菊著
  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陈:人是什么呢,就是一堆本能,智力、欲望和情感,所以佛教说,先要戒三个东西,贪、嗔、痴。
  贪,我没有;嗔,我还好;我有点痴,艺术家没法子不痴,看到美丽的人事,春夏秋冬,我就感动,戒不掉。
  正义啊,教诲啊,惊叹号啊,形容词啊,就是“嗔”。
  王:这世界上有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情吗?或者说得沉重点,你觉得自己肩负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吗?
  陈:使命感?谁给我使命?艺术不是使命。但是人总有赖不掉的事情,总有责任。家庭就是责任。
  人一定会去做许多“非做不可的事”,然后为这事想出很多名目、说法,煞有介事。为什么呢,因为生命意志是盲目的。伟大的盲目。当然,“伟大”也是人编出来的词,也是“嗔”。
  叔本华举了大量例子,科学的例子。他说,两亿多年前还是两万多年前,考古岩层找到太古时期的谷子,剥离出来,放在水里,居然发芽。毫无道理,毫无必要,人类并没等着吃这粒谷子,可是它居然发芽了,它绝不问为什么发芽。
  博尔赫斯说所有哲学家他最佩服叔本华,我读到这句,心中大喜——我也“嗔”着呢。
  我厨房里有小蟑螂,不知道活多久,但活得多生动啊。人也一样。战争过后,马上支着炉子在那儿炒菜。小孩养了一个又一个。为什么?不知道。所以西方人请上帝主宰,把问题还给上帝:为什么要给我生命。
  你要想明白这件事,然后你就很充实、很平静。你知道一切都没有价值,你就会好好活下去。
  弄创作,你有没有这概念——即生命是无意义的——决定你的深度和浅度。
  王: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
  陈:我想我正在变成我曾经想要做的那个人。但我不知道那算是什么人。我并不是指的名誉、地位。
  我对生活的满意已经维持很久了,十来年了。我很少失眠。我失眠,总是因为睡得太多了。
  (对自己这个人满意吗?)
  没满意过,画得不够好,写得不够好。
  (对状态满意?)
  对状态不满意。写作的状态要比画画的状态好一些。写作比画画容易多了。画画是手工,你每天必须翻跟斗,把腰腿拧过来弯过去,纯粹劳动状态。手拿着笔,忽儿顺,忽儿不顺,这种状态很少满意,即使有,也很短暂。
  画没画好,文章憋不出来,会沮丧,会讨厌自己,输了钱似的。在这上面,我还“贪”,也还“嗔”。
  王: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实现了吗?
  陈:从小就想当个画家,闷着想,但很明确。幼儿园,1958年大炼钢铁,老师问大家,“长大了干什么?”我缩在座位上,说我想当炼钢工人。我记得说过。
  再后来上小学,就唱“长大要把农民当”,可不,果然当农民。
  (那现在还有梦想吗?)
  有,我有许多梦想!我还想画许多画,我甚至看见了那些画。我还想写许多文章,但文章在想象中“看”不见,我得写着写着,才知道会写出什么来,写得怎样。
  王:你的人生最high的状态是什么?
  陈:点上烟那一刻,就“high”,烟灭了,蔫了。但可以再点呀。
  看书的快乐,听音乐的快乐,画布上想要的效果,没想到的效果,居然出来了,都快乐极了……还有发呆的快乐。窗外的树叶忽然响起来,无穷快乐。
  王:对你个人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诸如事业、爱情、责任、人际关系、健康、家庭、财富?
  陈:都重要。我不想按顺序排列,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缺了什么都不完整。我不是极端的人,说什么艺术就是我的生命、呼吸,那太傻了,而且不真实。虽然我是个工作狂,但一定要在其他种种和谐的情况下,工作才会是工作。
  王:一个人的成功和什么有关系?
  陈:你这话语方式,就是这个功利文化中才会有的话语。(笑)我不会问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一开始就是失败的。能不失败,比方说,能赖在城里不下乡,就是大成功啊。
  老有人来问我,你是怎么成功的?我没想到成功。我画画,因为喜欢。我不记得小时候有过“成功”的说法。
  成功观害死人。你要去跟人比。第一名还是第二名,挣一亿还是挣两亿……我对一切需要“比”的事物没有反应。我从来不看体育节目,谁跑快了0.01秒,我一点兴趣没有,一点反应没有。他们叫起来,球进去了,我还不知道,已经赢了。
  但我被赢的表情、得奖的表情吸引:天作孽!多么英俊漂亮的脸,忽然皱起来,使劲抽泣,使劲控制,还要笑,招手,腾出空来抹眼泪,还得当心别把妆给抹了,桂冠弄歪了。
  所有选美分子第一名都会哭。
  我喜欢独一无二的东西,不可取代的东西。你看桌上那桃子的样子!十点钟的太阳和十一点不一样,我大为感动。
  第一名或第十名,女模特,我看都蛮好看,都不好看。
  我最痛苦就是批分数。我必须批分数。这些孩子并不都是天才,有些真是蠢才,但他不过是想学画。这个290分,那个289分,一条一条活的性命啊,是人家家里的宝贝啊,提携捧扶,养大成人,结果呢,变成一排数字,然后哭丧着脸来道别,买票回老家去了,原因是我判的分。
  我做不了这样的事。可我必须做。
  王:在你的理解里,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陈:现代病和都市病是亲姊妹。本雅明一天到晚就在诠释波德莱尔的意思:都市集中了一大批孤单的人,陌生的人,想交往,又不好交往,大家都有压力,都市病会越来越厉害,抑郁、孤单、疯狂,都是都市病。
  相对的好处就是机会,舒适的生活,满足相当多的物质欲。但你要付出代价。
  (那面对生活的压力时,是不是要委曲求全,要忍?)
  我从小委曲求全。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侮辱惯了,知道忍,知道屈服。但我有底线,我有自己的立场。我得罪人。我写述职报告,痛骂现行教育体制。
  但他们上报时,把这些话全删了。一切都是向上负责,向官僚负责。官僚脆弱得很,说不起,听不起批评。
  还得忍啊。你说这个学生政治分数不够,不能招上来,那就不招上来。还说什么“不拘一格降人才”,考外语、考政治,全是“格”啊。但我还是干了好几年。我不是一个动不动就拂袖而去的人。你在教书,你就有责任,不能随便使性子,不能动不动就撒娇。
  要说我最大的“拂袖而去”,就是一去美国十八年。你离开一个状况,进入一个状况,别想得那么严重。
  (你这样说,听起来很难受。)
  有什么好难受?人得妥协的事情太多了,在西方你也得妥协,你靠画肖像挣钱。什么是画肖像?就是你不喜欢的人,你要画得让他喜欢,每个出去画画的人都是这样。
  我不是个死性子的人,我只是说话坦率。
  没有哪个地方、哪个时代是完美的,你得做你自己。我不佩服那些发生情况拂袖而去的人,脱离状况是最简单的行为,你在这个情况中呆下去,但你还是你,这就比较有意思一点。
  所以我说,不要启蒙大众,你不被大众影响,你能保持是你自己,就很不错了。这是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我会从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他那样做他是有理由的,但你可以不同意。美国教我学会妥协,也学会坚持。我年轻时不是这样的。年轻时是放在面子上的不妥协,跟人争啊,辩论啊,就是个“愤青”。
  (现在成熟了?)
  比那会儿成熟,但成熟不是世故。
  在许多问题上我跟年轻时一模一样。至少在艺术上不让步,在表达上不让步。好在前提是现在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时代,在我们那个时代,很多事情绝对会带来不安全的后果。现在好点了,除非你想做职业政治家,想分享权力,那是另一回事。
  王:我们应该向生活投降还是应对它抱有信念?抱有怎样的信念?
  陈:言重了,夸张了。我们和生活的关系不是投降不投降的关系,谈不上什么投降不投降,要投降,我们全得在死亡面前乖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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