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家住台湾
作者：郑鸿生
取得命名主导权下所取的名字，以尧舜之名重新召唤唐山先祖。经由这么一个迂回的方式，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似乎又与旧唐山挂了钩，然而却是在这唐山与日本的矛盾情境中成长的。
一个更大的影响在我们入学之后发生。我们是战后重新接受“中国教育”的第一代，但这教育已经不是传统的汉文教育，而是一个“新中国”的教育，这个新中国是以辛亥革命为主轴的“中华民国”。
然而即使我们整天听着“领袖、主义、国家”，它所容忍的中国传统却还是能与台湾的民俗社会挂钩。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中国历史地理与文化教材，基本上是与台湾传统的戏曲音乐宗教习俗一致的，即使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态度，但尧舜禹汤与妈祖关公并列，都是“属于我们的”东西。这个共同的文化归属感是我们战后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辈不一样的第一个重大的中国概念，神州大陆乃是我们的众神之州。而我们也很快掌握了新中国的语言文字——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国语白话文，即使在发音上讲不好“标准国语”，但到了六十年代就已经产生出陈映真、黄春明、季季、施叔青、王祯和、李昂等文学家写出精彩的中文作品。甚至在重演五四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出场的几位殷海光在台大的年轻弟子许登源、何秀煌、洪成完等人也都是本省子弟，其运用中文的逻辑思辨能力比起外省籍的年长对手毫不逊色。这个新的“中国文化共同体”在有着旧唐山养分的土壤上，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重建起来了，国语成了我们这一代开始的思想语言。
但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却大半只能是个概念，一九四九年之后两岸的分治敌对完全断绝了人的往来，而这种断绝情况比日本据台五十年间还要严重。日据时期即使有海禁，两岸的人还是可以往来，尤其是在闽南语区的泉州、漳州、潮州与台湾之间的亲族往还，如今连传统亲族往还都不可得了。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概念遂缺乏很重要的人的具体接触与互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变局可以说又是一个转折。一九七二年初毛泽东高兴地接见尼克松，预示了新时代的开始。中美和解带给大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在国际局势上，更在大陆的新中国路线上。然而这次的巨大变化却是慢慢显现的，而且也更慢地才为台湾的人所察觉。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商人跟着回乡探亲老兵的步伐，一点一滴将加工出口的模式移植到大陆去，目标不是为了大陆的市场，而是为着同一个美国市场。对美国／全球市场开放的邓小平路线到了九十年代还在继续坚定地走下去，大陆遂像磁石一样一步步将台湾商人吸引了过去。来到二十一世纪，受制于岛内的“去中国化”意识而被蒙蔽的台湾人民，突然发现原来落后的“支那中国”竟然变成了世界工厂，成了带动全球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之一。大陆的这个发展不论是对于崩盘中的国民党，还是新取得政权的民进党，甚至对社会主义中国抱着孤忠之忱的统派，都是令人手足无措的一个“更新的中国”。
然而对在当局镇压党外人士的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之后出生长大、对蓝绿双方都持怀疑态度、也不太被社会主义所吸引的新生代，对大陆的这般发展却有不同的视野。他们与大陆同在承平时代成长的一代人一样是以当代惟一霸权的美国为标的，学一样美式发音的英文，看同一位NBA的迈克尔，乔丹，读《哈利·波特》的同一中文翻译本。但因为政治对立的关系，他们却又是在这以讲国语／普通话为范围的大中华区，以美国为同一参考目标的合作兼竞争者。对台湾新生代而言，他们最纯熟的语言则是从小说起的“台北国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以台北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一种分不出本省外省的“国语”，它既非带着闽南腔调的“台湾国语”，也非原先从大陆带过来的“南京国语”。然而这竞也并非局促一隅的语言，它所创造运用的一些词汇在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中文华语圈中被广泛使用着。
在蓝绿不同中国观的纷扰中，这批使用台北国语的新生代从其他路径找到了多重互动管道。譬如台湾流行歌谣在新加坡十分红火，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台湾也红得发紫，台湾卑南族歌手张惠妹也拥有很多大陆的年轻歌迷。又譬如我的一个侄儿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刚退伍即背着行囊自助旅行，以三个月的时间走过大陆半壁河山，沿途结识了不少同一旅程上的大陆年轻人，他们无所不谈，除了“统独问题”外都可沟通。他们都活在全球／美国化下一个叫“华语文化圈”的新兴氛围里，几个世代来的纷纷攘攘，都不太在他们的视野里了，他们不太有这些历史意识了。
新生代之缺乏历史意识有其主客观因素。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只看自己肚脐眼”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无根的一代”。然而他们的这种匮乏与其说是来自他们自身，毋宁是肇因于发生在海峡两岸的历史嬗变。我们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联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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