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家住台湾
作者：郑鸿生
我的朋友属于台湾的新生代，我回答说，不仅听过，由于出身本省人社区，还从小就听说过。在一二十年来的每次选战中，这笑话被民进党一用再用，多年前甚至有个试图想调和“省籍矛盾”的电视喜剧也曾用过这样的题材，可见这个观念已经成为各种政治立场的台湾人对大陆人的刻板印象。
当然不止于此，其中还隐含着现代化的进步的日本嘲笑保守的落后的中国的意味。而开始讲起这笑话的台湾人正是处于这种身份状态——他认同了现代化的文明日本，而拒绝了落后的中国自身的位置。
这是我的上一代人，接受日本殖民式的现代化教育的我的父母辈，所陷入的身份危机。小说家黄春明曾经说过一个他们家里发生的事：一九四五年当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时，他的祖父很高兴地回到家里，却发现他的父亲哀伤地哭着，他祖父不解地问他父亲：“孩子，是我们打赢了，你为什么还哭呢?”与我父母亲同一辈的黄春明的父亲，确实接受了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影响与好处，而有了与他们上一辈的巨大心理差距。
我的祖父母辈属前清遗老，在日本据台之前就出生，并且也都是经由《三字经》等传统中国经典而识字的。闽南语是他们惟一掌握的语言，他们用闽南语读全部的汉文经典，以接近唐音的闽南语读书音来吟唱唐诗，句句押韵而得其韵律之美，并自豪于这套来自古中原的“河洛话”。他们大半身着传统“唐衫”，而称大陆原乡叫“唐山”(衫山二字在闽南语白话音中不同音)，这名称与到世界其他地区去的闽粤移民是一样的。他们观赏传统戏曲歌仔戏、布袋戏，聆听有着汉唐雅乐遗风的南管与高亢喧闹的明清新兴音乐乱弹，膜拜传统神。他们大半只能在日本殖民式现代化风潮下以遗民心态苟活着。我们可以从流传在他们这一辈人中的一个日本兵的笑话来理解这心情：日本兵仔刚到台湾时，看到寻常人家屋外曝晒在大太阳下的一个个洗刷得十分干净的木桶，就像他们家乡用来装米饭的木桶，于是就拿来当饭桶使用了。没想到这些木桶原来是台湾人家用的夜尿壶，每天一大早就必须拿到屋外洗刷干净、曝晒消毒。
这是两代间的巨大差异，前清遗民的我的祖父母辈回首遥望的是“唐山”，吃穿阅听的是中国传统的闽南样态；而我父母辈，也即是李登辉这一辈，隔海看到的却是“支那”，他们期待着成为日本殖民地的现代新国民，对传统闽南文化习俗就不能不抱着鄙视的态度了。他们不仅对传统文化抱着鄙视的态度，也对抱残守缺的他们的父母辈抱着鄙视的态度。他们不看歌仔戏、布袋戏，而看日本、美国电影；他们不读《三国》、《水浒》，而读紫式、芥川；他们不听南管乱弹，而听日本歌谣与西方音乐了。
他们这一辈人是台湾受到现代化教育的第一代人，然而所接受到的却是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日语是他们现代化的思想工具，也成了他们此后一辈子的思想语言。这样一种教育却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分强弱，弱小国家理该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是以纳粹德国为轴心，在“二战”时达到最高峰的极右翼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一环。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我父母辈的一整个世代。
如此看来，由这一辈日本殖民式现代化的受益者在“二战”后所渲染的水龙头笑话，就不只是台湾人讥笑大陆人或都市人讥笑乡下人的故事，也是现代台湾讥笑落后唐山，有着我的父母辈鄙视我祖父母辈的意涵。他们不只在讥笑隔着台湾海峡，处在自己对岸的那群人，也在鄙视自己的父母先祖，也即是在内心深处鄙视着自己的“清国奴”身份。这个自我否定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情结。
“二战”后台湾有个婴儿潮，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前后出生的。这时祖父母辈的“唐山”与父母辈的“支那”都已变成了“中国”，而且不只是中国，还是一个新的中国，一个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统一、八年抗战之后的新的中国。然而有着这么一段充满着奋斗与挣扎历史的新中国，对他们两代人而言却都是陌生的，必须赶紧补课认识。战争末期，大家预期日本即将战败，开始偷偷学习英语与北京话，父亲还曾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拘禁多日。我父母那一辈人心里明白。要迎接来的将是一个新的中国，不是过去的唐山了。
光复后，台湾家庭的一件大事就是将祭拜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晴回来，因为这在“皇民化时期”曾被压制禁止。不过他们却发现从青山过来的新唐山人家里竟然没有神主牌位，不拜祖先公妈，这是一批受过中国现代化革命影响的大陆人，对仍有着旧唐山记忆的台湾人而言确实有点不一样了。然而不管如何，旧传统都一一恢复了，歌仔戏、布袋戏、酬神庙会及其民俗舞蹈宋江阵与八家将都回来了，但是传统的汉文教育，以及作为我祖父母辈的思想语言、用来读经吟诗的典雅闽南语，却是一去不返。
一九四七年悲剧性的“二二八”事件及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确立，却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心理变化。在日文出版品遭到压制的情况下，以日文作为接触现代知识惟一语言的我父母这一代人，在社会发言上顿时成了文盲哑巴的失语的一代。而原本用来称呼自己先祖之地的“唐山”一词，却被转成“阿山仔”一词，还以特别声调说出，用来蔑称战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半山”则用来蔑称抗战期间奔赴唐山参加抗日行列，战后随着“国民政府”回来的台湾人。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五六十年代，传统唐山观念基本上已经灰飞烟灭，只偶尔在祖父母提及陈年往事时脱口而出。阿山仔之名则是父母辈的惯用语，对他们而言，这是与“支那”一词及他们年轻时所接受的日本殖民式现代化教育可以接得上的东西。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年代从家族邻里接受到的一些感觉概念。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传统戏曲与宗教习俗的解禁(这在日据时代末期是遭到压抑的)，属于祖父母辈的传统文化与宗教活动又蓬勃起来了。于是我们这代人在小时候，可能一边听着父母唱日本歌谣桃太郎荒城之月，一边跟着相父母去看歌仔戏山伯英台狸猫换太子；一边高兴地跟父母亲去看日本、美国电影，一边兴奋地站在庙口观看迎妈祖的热闹行列；一边到基督教堂去领糖果，一边牵着祖父的手去清明扫墓。父母为新生儿子命名，在日据末期“皇民化”压力下曾经出现一大批“文雄、武雄”，光复后出生潮的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很多“崇尧、崇舜、尧雄、舜杰”之名，这显然是在我祖父母辈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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