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作者：杨继绳
对存款的安全最关键的是商业银行能正常运营而不致于倒闭。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开办商业银行的资格审查作了严格的规定。还用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例、资产流动性比例等5个指标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作了限定。
专业银行要变为商业银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只从事商业性贷款，不能兼管政策性贷款。那么，政策性贷款由谁来发放呢?成立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的职责是专门从事政策性贷款。它的特点是：完全服从国家政策的需要，不以盈利为目的；它发放的是有利于社会大局稳定的特殊性贷款，和投资期限长、难以承受一般市场利率、而该项目对社会有重大利益的贷款；利率水平与市场利率不同，根据国家倾斜的需要，实行低利或微利经营。
从1993年开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专门办理国家重点建设(包括基建和技改)贷款及贴息业务。从而把建设银行从政策性业务中解脱出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接受了中国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出口信贷银行是为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提供卖方信贷和买方信贷，分担了中国银行这方面的业务。
为了防止众多商业银行各行其是造成的不良后果。必须有一个机构对整个银行体系进行管理和支持。这个机构要既能控制总的货币流通量，也要保证各家银行的安全，防止出现金融危机。这个机构就是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从1984年1月1日就开始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但在很长时间内，它不能完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这是因为，第一，它还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陷入一般货币信贷事务之中；第二，国家对中国人民银行还考核利润指标，实行利润留成，逼迫它从事经营活动，失去了超脱的地位；第三，各级政府对它的干扰太多，无法独立执行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基本任务：“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个提法把过去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的双重目标变成了单一目标：保持币值稳定。为行使好这个职能，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必须有其独立性。
当今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程度有三类情况：一是德国、美国、瑞士、瑞典等国，中央银行直接对国会负责，不受政府干预；二是日本、英国、法国等国，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影响，但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里有一个较超脱的决策机构，使得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三是意大利等国，中央银行的政策受到政府的约束，人事由政府任免，业务上依赖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工作。这有点近似于上述第三种情况，但不依赖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这一规定旨在防止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为坚持货币的经济发行，杜绝财政发行创造了条件。这个法律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分支机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这就为防止地方政府干预中央银行各分行的业务，把中央银行变成“地方银行”的不良倾向，为保证银行的独立性提供了法律保证。
中央银行如何行使调控金融市场、保障货币稳定的职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二条列出了6种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即要求金融机构按照法定的比例交存存款准备金；规定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再贴现率；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它政府债券及外汇等。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这些工具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从而稳定币值。
没有真正的企业，就没有真正的银行
中国的银行要成为真正的银行，还要走很漫长的道路。改革大幕拉开了，法律公布了，但是，把专业银行变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变成真正的中央银行，还有一段很长的艰难的历程。这涉及到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这两方面的改革滞后，就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
到90年代，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90％以上的流动资金，都是来自银行贷款。投资靠银行，流动资金靠银行。生产靠贷款，还贷靠举债。企业完全躺在银行身上了。1993年末，天津市648家预算内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贷款余额121.8亿元，占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的96.25％o这就是说，企业的固定资产几乎全是由银行的贷款形成的。这个市47户一、二级批发企业，有38户资产负债率在100％以上。其中，一商局7个一级站平均负债率达216.8％。天津百货站自有流动资金200万元，贷款余额高达2.1亿元，1994年实现销售利润1129万元，而同期要付银行利息却高达2000万元。不仅不能还本，连利息也还不起。天津的情况不是个别的。1995年，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7.1％，若扣除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实际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5.15％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达1万亿元以上，其中大约有6000亿到8000亿表现为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在国有企业，形成了赖帐机制。什么叫“赖帐机制”?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是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注资，你不注资，企业也不应当承担债务责任。第二个是企业负债越多，他越不考虑还债；企业负债越多，银行越怕它破产，就不得不再向它注入资金，让它苟延残喘。银行与国有企业形成了“注人——压死——再注入——再压死”的恶性循环。这样，什么提高利率、降低利率企业都不在乎了。连本都不想还，还管你利率高低?国家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这个手段就不起作用了。
中央银行的调控手段，准备金率也好，公开市场业务也好，再贴现率也好，这“三大法宝”的运用，最终还是要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这就要求企业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中国的国有企业失去了对利率的敏感。谁都知道，用控制贷款额度的办法来防止企业过度贷款，从而防止投资膨胀，这不是市场经济应当采用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还要采用呢?朱镕基副总理在一次报告中一语道破了个中苦衷：“我们的厂长从银行借钱时根本没想到要还的。利率对他们不起作用。控制贷款额度，是因为企业改革不到位，是不得已而为之。”
借债不还，有商业道德问题，有法制建设问题，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种情况能够发生，至少有3个条件。一是借钱的人无法独立承担责任。二是贷款方不收回钱也可以维持下去。三是借贷双方的财产关系不明晰。中国正好具备了这3个条件：企业还不是真正的企业，它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所以它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责任。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它并不靠自身和盈利来生存、来发展。银行和企业都是一个老板开的，都姓“国”，烂帐，肉烂在锅里。
银行和企业的问题是互相缠绕的。只要一方面的改革不到位，就牵制着另一方面的改革不能到位。只要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只要政府死死抱着国有企业不放手，商业银行就办不起来，中央银行就无法行使职能。
过去，财政通过透支的方式挤银行。1994年以后，不让财政向银行透支，而实际上却通过另外两个渠道挤银行。一是通过国有企业这个渠道，二是通过地方政府这个渠道。国有企业，本应由财政注入资本，现在却由银行注入资本。本应流动性很强的银行资金却变成了长期性垫支——信贷资金财政化。地方政府也常常压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用来发工资；地方要上项目，地方财政没有钱，也压银行贷款。地方首先满足自己的资金需要，把非花钱不可的事情给中央留下资金的“硬缺口”，逼着银行发票子。过去说银行和财政“穿连裆裤”，到90年代，“布连裆裤”变成了“铁连裆裤”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迫使信贷财政化，加大了银行信贷资金的供应量，成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央银行就不能行使保持币值稳定的职能。
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整个国有经济的风险几乎都集中到银行。在90年代中期，社会上的融资利率在20％以上，国家银行的利率也在10％，而产业资本的回报率却只有6％—7％，产业界显然亏本经营，这个差额最后还是由银行承担。国有经济的风险有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
到1996年底，全国居民金融资产近5亿元。老百姓期望这些金融资产能够保值和增值。如果金融危机一旦爆发，居民的金融资产不仅得不到利息，连本也保不住。金融风险涉及千家万户财产的安全。这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居民金融资产增加，银行主要贷款对象国有企业不良债务增加，金融风险也在增加。
在中国，金融危机实际上已经存在。引起巴林银行破产的那种事件也发生过多起。但没有一家银行破产。金融危机没有公开爆发，这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事业是国家银行唱主角。用整个国有资产作担保，用国家政权来维护，所以，金融危机被掩盖起来了，没有爆发成公开的灾难性的社会事件。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长期拖下去，这些潜在危机会进一步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政府也难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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