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1967年的鸡血传奇

作者:朱大可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功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儿们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厄运。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质朴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分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它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了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成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无限众多的功效。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她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支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