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徐铸成的“文革”——黑暗尽头是黎明
作者：李 伟
五七干校正处建校阶段，首要任务是搞基建，计划要盖一大片房子。先要在海滩上平整土地，浩大的工程、沉重的劳动，都压在“黑七类”身上（革命群众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徐铸成虽年过花甲了，还当作全劳力使唤。就以搬运砖石来说，卸砖用的夹子，一夹是四块，大家排成长队，挨次递下去。年轻力壮的从容不迫，而徐铸成就难免气喘吁吁了，但这是不能说的。有时运砖木材料的车半夜才到，连长站在门外，逐个喊名字。一天劳动下来，徐铸成早已累得不成样子，起身慢一些，还被训斥，说是抗拒改造。
房子造起来了，又要围堤造田，海滩是盐碱地，又芦苇丛生，平整、开垦这样的土地，艰难可以想象。徐铸成抡着镰刀割芦苇，手上满是血泡，手都握不拢来，只能咬着牙干。
土地平整了，还要开挖一条人工河，从三里外引来淡水，再挖小沟，引人工河的水冲刷滩涂地，以便来年种上农作物。这挖土挑土的任务，徐铸成是不能幸免的！他又是深度近视眼，挑着担子，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有一天，眼睛一发黑，人就倒下去了，跌在水沟里，昏昏沉沉，人事不知。后来经过抢救，人活过来了，第二天，还得照样干。
“九·一三”后的变化
1971年9月，五七干校召开一连串的会议，先是工、军宣队开会，接着是党、团员开会，最后一般革命群众也听了报告。田间只有“牛鬼蛇神”在干着。会开过后，这些人都窃窃私议，说话很轻不知说些什么。徐铸成暗暗寻思，这不是好兆头，恐怕又有一场新的风暴要来了。
这时干校有了例假制度，每月可以回家休息四天。例假中，徐铸成回到上海。晚上睡觉前，朱嘉
在他耳边轻声说：“林彪在外逃中已经死了，想必你在干校已知道了？”徐铸成忙摇手示意，要她不要乱讲。他说：“这不会吧，前几个月，干校还执行‘林副统帅一号令’，各个连队进行拉练活动，弄得大家疲累不堪。”他又嘱咐她：千万不要乱说，传谣也会有罪的。朱嘉 说：“这不会是谣言，里弄干部已传达过，只关照不要对外国人讲。林彪一伙人是外逃叛国投敌。”她言之凿凿，徐铸成却将信将疑。
第二天，他上街去察看情况。上海音乐厅门口的橱窗里还陈列着刊有林彪照片的那张《人民画报》，同时还陈列着林彪几个亲信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活动照片。这更加深了他对这消息的怀疑。
第四天下午，他回干校前，又嘱咐妻子一番，要她保持缄默，免得遭祸。回到干校，情况了无变异，这更证实他的怀疑是对的。何况他依然是干着沉重的劳役，没有半点轻松。
然而没有多久，变化开始了。那位干校的“太上皇”军宣队的韩政委忽然不见了，他的职务由一位姓王的工宣队团长和一位姓沈的工宣队政委共同代替。相隔几天，干校的学员也开始减少，没有“政历”问题的与问题不大的都调回原单位工作。干校原有学员两千多人，一下锐减到三四百人。意想不到的是，徐铸成被编进出版系统的第三连，而且可以和革命群众一起“天天读”（语录），一起“天天唱”（样板戏）。他自己想，这可能是自己名气虽大，究属死老虎，又是“没有党证的国民党员”，所以有这“恩典”。
在这些变化下，林彪的真相终究封锁不住了，由所属连长报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事件与“折戟沉沙”在温都尔汗的全过程，称为“九·一三事件”。听过报告后就分组讨论，徐铸成这组只有五六人，讨论相当敞开，一致认为林彪推行的极左路线祸国殃民。
然而仅隔几天，上面又发下文件，立即传达，说林彪路线不是“极左”，实质是“右”。林彪连伟大统帅都要谋害，岂非右到极点。右乎？左乎？一般人也实在弄不明白。上面规定由批“左”转而深入批右。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使参加讨论的人从此又少说为佳，那些“死老虎”更是鸦雀无声了。
不过，他眼前的境遇继续有变化。
新任的三连连长，顾念这个“老山东”（谐音，已在干校三个寒冬）已经年迈，可以不去田间劳动，专管工具间。具体工作是收发镰刀、铁、粪桶、水桶等，晚间交还时再洗刷干净。其间，一度调到老虎灶帮助烧开水，因他是深度近视眼，水蒸气一冲眼镜片就模糊一片，有一次给各连灌水瓶，烫伤了手。连长仍调他回工具间，只是多了一个任务，每天去收发室取报，然后分发到各个小组。
这样一来，他就有了闲暇时间。在几个月里，徐铸成居然读了前四史（《史记》及前、后汉书与《三国志》），以及《庄子》、《列子》等古籍，精神上有了寄托。
真没有想到，给徐铸成的生活费，从20元变为100元。家用也就宽裕了许多。原来他抽8分钱一包的“生产牌”香烟，这时改抽2角2分一包的“劳动牌”香烟，偶然还买包“前门牌”来尝新了。
转眼就到了1973年，秋天，又有一批人调回出版社。徐铸成也在其列。
他从此离开了曾在这里生活四年的“五七干校”。
噩梦终场前后
从五七干校调回上海，由于原来的文献所已撤销，徐铸成被安排到《辞海》编辑所，分配在该所资料室。他自嘲是“废物回收利用”。
其实废物不废，利用他的广博知识，要他从古籍中找语词，做成卡片，准备作修改《辞海》（未定稿）的参考。
这未必是坏事。他正好借这机会埋头读古书。即使在家里，大部分时间也在昏黄的灯光下，读《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以及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一边摘抄做卡片。
虽然林彪死了，“四人帮”却更加猖狂。1973年至1975年这三年又掀起一阵阵腥风恶浪。从“批林批孔”到“批周公”、“批现代大儒”、“批宋江”，后来又是“反对经验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后发展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总之是人无宁日、国无宁日。
在“乱云飞渡”中，徐铸成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由工宣队鼓动，贴出一批大字报。工宣队又拟定一个批判大纲，着令“辞海园”里的“废物”（指所谓“控制对象”）们，限期写出大字报。到期时，徐铸成没有交。他向工宣队请示：反击右倾翻案风，应该是左派的事，让我这大右派写大字报，岂不是给运动抹黑？工宣队认为他说得有理，让他免写。他说：“我用了一点狡狯，免于受良心的谴责。”
1973年的7月及其后一些日子，有几件事使徐铸成难忘。由于“落实政策”，他搬出了延安路873弄这灶披间，搬到重庆北路重北新村，有了两间住房。虽然没有回到枕流公寓去，他自慰说：“经过多年劳动改造以后，总算可以有一个安居的家，可与老伴朝夕聚首了。”夫人朱嘉，这时也从北京回到上海。这之后，又按十四级的待遇，恢复了他成为“右派”时的工资（反右前他是八级）。有一点要说清楚的是，他还是个摘帽右派，没有一点改变。
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三年后，这就到了1976年。这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先是中国三位老一辈的革命家——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先后去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中。
这是1976年10月的一天。中午休息时间，徐铸成并不午睡，总是在南京西路的“凯歌”茶室，花一角钱买一杯咖啡，以消磨午休的时间。这天也是这样。那时都是自我服务，他买了票，在柜台上端回一杯咖啡，找个空位坐下，开始慢慢品尝带着苦味的咖啡。只见四座的人，都交头接耳似地在议论什么事。他分明听得有人低声说：“如果是真的就好了。这些人也早该这样了！”
“这些人在说什么呢？”他在想，又不便问。邻座看他一脸茫然的样子，用手指着对面墙上，他跟着看去，是两张白纸写的大标语。一张上面写着：“打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另一张写着：“江、王、张、姚‘四人帮’被捕了！”一下子有几个人走去看，看了默默地走开。接着来了几个警察，撕下标语，轰走围看的人。
徐铸成回到《辞海》编辑所，也有人在议论着。显然刚才“凯歌”茶室门前的一幕，并不仅是他一人知道。可笑的是，当天下午，《辞海》领导小组还在全体职工大会上作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辟谣。接着，第二天上海百万人上街游行，并持续三天三夜，人们欢庆“四人帮”的彻底垮台。
历史记载着：1976年10月，一场噩梦结束。乌云散尽，大地复苏。多大的灾难总会有个尽头。
这年，徐铸成虚龄七十，“特宴客一席，欢宴至亲”，既“庆祝七十初度，并共庆十年动乱之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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