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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铸成的“文革”——黑暗尽头是黎明
作者：李 伟
从1957年到1965年，整整八年过去。也许因为徐铸成原有的声望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党的统战政策的照顾，比起一般右派来，相对地说，这痛苦与磨难，显然要少得多。
196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一份《中央统战部关于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对党外人士‘松一松’的策略方针”。“松一松”就是不要总是把弦拉得那么紧。当年，有关统战部门记录了此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近年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不断深入发展，城乡‘四清’运动、备战，特别是文化战线上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学术思想批判，以及知识分子革命化、劳动化等许多方面汇在一起，对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量，高级知识分子感到形势逼人，不跟不行，但又感到跟不上，思想紧张，压力很大。……高级知识分子们彷徨更甚，苦闷更甚，不能适应形势，认为比五八年的教改，来得‘更狠’。整个状态是紧张、彷徨！”
这是一份在当年没有引起太多涟漪的中央批转有关方面的报告。其中对极左思潮所表现的忧虑是那么微弱，更主要的是“松一松”的方针，还没有贯彻落实，而知识分子更大的劫难就来临了！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震撼中国学术界。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校园贴出了所谓“巴黎公社以来最革命的大字报”。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实质是中国文化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始了！
早在两年前，徐铸成就已调出上海出版局，去新成立的“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工作。徐铸成说，文献编辑所实质是各出版社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的“收容所”。当时筹备影印《申报》，指定徐铸成编索引，他自嘲是“废物利用”。
“文化大革命”初起，上海出版局领导就暗示徐铸成，要在运动中接受教育，积极参加运动。工作组进文献所后，并没有触动他。他也谨言慎行，平日研究四卷雄文，准时上下班。也许因为他已是过时的“死老虎”，革命群众把他放在一边，不去碰他。
1967年1月3日，《文汇报》社的“造反派”突然出来夺权，这是全上海夺权行动的始作俑者，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肯定，认为是最革命的行动，称为 “一月革命风暴”。从此《文汇报》沦为林彪、“四人帮”的舆论工具，长达十年之久。也由此起，上海各机关的“造反派”纷纷效法，起来夺权。
神州大地已没有一处避难所，近一年里，徐铸成只是短暂的苟安。祸从天降，1967年12月8日清晨，几个造反派闯进徐铸成家中，不由分说就把徐铸成从床上拉起，要他立刻跟着走。他刚穿好衣服，还光着脚就被两个人架着往门外走，徐夫人忙喊：“他还没有穿鞋呢。”一边到门外，帮他穿上鞋。
当天下午，他们又把徐铸成送到《文汇报》社。《文汇报》社造反派立即宣布，从今天起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不交代清楚，就不得释放。
关押徐铸成的地方，是一个窄而小的洗澡间。在浴缸上加一块木板就是床铺。窗是用报纸糊的，已被风吹破。一到夜间，寒风砭人肌骨，冷得他直哆嗦。
关押期间，徐铸成一共被批斗四次。每次都是“坐喷气式”，背后两人架着他反背着的手，把头向下揿，稍一抬头，就被强力按下。
徐铸成被关押，下落不明，妻子急得茶饭不进。幸而报社的食堂同志念旧，悄悄传话：“他每天二两半饭，一只菜全部吃光。”妻子这才放心。
一天，深夜里，徐铸成被人叫醒，勒令他套上写了“大右派”三字的纸枷。十几个手持铁棍铁棒的造反派，把他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这时，路灯昏暗，月色犹明。徐铸成心想，将要被带向何处？车行中，渐次他已看清，是驶向华山路方向，大概是到他家里去。果然，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口。时在深夜，大门紧闭。敲了一阵门，门开了，十几个人架着徐铸成直登六楼，撞开了徐家大门。徐妻朱嘉倒还镇静，心想又是抄家来了，这已是第四次抄家了。《文汇报》造反派、文献所还有里弄的革命派，都来抄过一次，反正已没有什么东西好抄。徐铸成的母亲年迈多病，吓得失了神。造反派命令徐铸成带着枷，站在他母亲床前。“英雄”们翻箱倒柜，梳篦似地抄了一夜，天光大亮才停手。他们抄完，徐铸成才松了口气。前不久，里弄派人来抄家，也把徐铸成从报社提来。徐铸成的孙儿不足3岁，喜收藏毛泽东像，有时就在毛的像边，写上“毛主席万岁”的字样。那天就抄出一张。里弄革命派，硬说是大人教他涂抹的，有辱宝像的尊严，罚徐铸成夫妇在壁角跪了半小时以请罪。这次没有抄出什么，徐铸成暗地庆幸。临走时，“造反英雄”的头头写了两份清单，要他画押，他签了，没有想到两份全被带走！徐铸成也仍被带走，关在隔离室（小小洗澡间）。
关于这四次抄家，有一点值得插叙。那已是1983年，徐铸成已改正，当年被抄的东西陆续发还，损失惨重，徐铸成夫妇不胜伤感。儿子徐复仑安慰老人说：“在如此浩劫中，两老没死没伤可算万幸。东西都是身外物并不足惜。”在清理残物时，一只塞旧棉胎的柳条箱垫底的油纸夹层中，徐复仑意外发现两张香港《文汇报》的股票（共2000股，每股港币10元，计港币2万元。股票上有董事长梅文鼎和总经理余鸿翔的签章，时间是1951年11月27日）；还有三张英商文汇有限公司的股票（三张分别是6股、8股、12股，共26股。按股票说明，公司总股本为50000元，分成2000股，每股25元。这26股就是650元。占有13％的股份，认购时间是1938年4月和7月）。当初原是夫人朱嘉放的。时间久了，她也忘了。没有想到竟还完璧归赵。
隔离审查中的徐铸成，除写交代外，每天上下午要清洗厕所一次。有一次，有一位靠边被审查者自动来帮他清洗厕所，被革命群众发现，批斗了一次。原来审查对象是不应同情的，否则就是互相串联。
在隔离审查中，徐铸成迎来了1968年新年。到了春节，他被释放，共囚禁55天。
释放后，他仍然是“牛鬼蛇神”，每天要到文献所去接受批斗。文献所有一百多人，靠边审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张春桥给文献所的评语是：“庙小鬼神大，池浅王八多。”
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得不到人的待遇。文献所的“牛鬼蛇神”，白天都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垃圾间里。不准看别的书，只准学雄文四卷。每天还要劳动两次。徐铸成仍操旧业——清洗厕所。
有时还要到所外劳动。夏天到20公里外的农村，帮助夏收，一个多月后才被放回。去曹家渡帮修马路，去桥梁工厂拉钢筋。一边劳动，一边还得接受批斗。帮农村夏收时就开了十次批斗会，每次都有一个主要的批斗对象，其余的都陪批。陪批的也要低头认罪。使徐铸成困惑不解的是，监督他们劳动，有时还主持批斗会的，竟是一个效忠汪精卫，当过“和平军”的人，他以“无产阶级革命义愤”进行揭发批判。
依然在炼狱里
长夜漫漫，何时达旦。
徐铸成又被赶到农村。从1969年6月起到1973年秋天回上海止，整整有四年。
那年徐铸成已62岁，无论锄草、插秧、挑粪，每一项劳动，他都首当其冲。不单是劳动，隔一两天，还要开批斗会。每次都有一个批斗的活靶子，多次轮到徐铸成。批斗最烈的一次，是刘少奇开除出党那一回。工宣队召开大会，宣读最高指示，传达中央文革的文件，历数“叛徒、工贼、内奸”的“罪行”后，大会主席宣布：现在揪出与苏联赫鲁晓夫有勾结，又为刘少奇最欣赏的报纸的主持人徐铸成。于是一个个争先恐后、义愤填膺上来狠批徐铸成的罪状。徐铸成心里明白，很多人都是奉命行事，由工宣队指定的。正如钱书所说，这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儿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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