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九十初度，白寿彝终成《中国通史》大业
作者：白至德
三
正是在这艰难与困惑的年代里，我的父亲清醒地看到编撰中国通史的重要性，勇敢地承担了编撰中国通史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他开始酝酿和勾画关于中国通史的撰述工作，并深信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完全可以团结一致，于20世纪末，完成编撰《中国通史》的百年大计。
为什么要编撰《中国通史》？很多史学界的朋友和热心的读者曾多次问到这个话题。父亲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他说：
想起在1962年巴基斯坦史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是在解放后我国第一次被邀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中国代表第一个宣读了学术论文。巴基斯坦的学者说，过去我们讲历史以欧洲为中心，现在我们要以东方为中心，用的教材是日本人编的。他们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出的教材来。1974年我们又一次访巴，对方用的教材是林语堂编写的课本《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他们仍然没有看见新中国的作品。这两次访问，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
父亲还曾经讲道：
……史学家的责任，是把理论和实际二者融化在一起，按照历史真实的面貌，发展规律，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做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中国通史。
我们要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不仅让中国人看，也要让外国人看。让人们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史学家刻不容缓的责任。
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父亲深深感到编撰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其意义是多么重要，他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1975年编纂工作开始时“文革”尚未结束，很多人劝父亲，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但父亲严肃地回答：我是历史学家，我们不来做谁来做？事实上，父亲已年逾花甲，近视达到1800度，其后不久又患上了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因此这项工作从一开始便充满了艰辛和曲折。
当年，父亲郑重地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由他组织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建议书。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下达了编写《中国通史》的决定，并形成了其编撰规模、要求、体裁、体例等，以及编委会委员、主编人等诸项决议。
1979年金秋十月，父亲住在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那是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曾经住过的地方。“文革”后，父亲“平反”了，我们从西单武功卫胡同6号搬入了这套相当不错的北京标准四合院。父亲开始为各卷的编写班子四处奔忙。离住处不远处是北师大化学系的学生宿舍楼，青砖筑成，简陋陈旧。为了使编纂人员有一个工作休息的地方，父亲就在这幢楼里借了两大间屋子和一些陈旧的桌椅和木床等，大家总算有了固定的落脚的地方了。父亲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的第一次编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通史》各分卷的主编徐喜辰、杨钊、何兹全、陈光崇、王毓铨、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等几十位专家学者，编写皇皇通史巨著的“万里长征”，也就从此迈开了第一步。父亲那时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相当自信地开始操办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虽然当时的条件十分简陋，父亲深知今后的道路仍很遥远。这一批由老、中、青知识分子组成的编辑队伍，“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1977年至1979年，历时两年，父亲主编的小型中国通史即《中国通史纲要》完成了，它便成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前导性著作。
1979年，父亲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一个年迈的学者还能实现这个极为超重的愿望吗？这对父亲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当时，父亲反而十分平静地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对于一般陌生人来讲是令人十分诧异的一句话。但是对于了解他的老友、同人和学生们来讲是令人十分兴奋、并非惊愕的一句话。父亲在学术方面常出“头彩”，这也不足为怪！
“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可以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谓，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上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另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作的积累、积淀而已。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已做了充分的奠基。现在，他把这些都看做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是为建筑学术工程打制的坚实基础。
“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是伟大时代的感召，也更是当代中国一代老学者的豪言壮语。
父亲又多次与在京的同人们一起就全书的总规划、总书目及第一卷的书目征求意见，交换想法，集思广益。
父亲认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卷《导论》，应在“纵通”与“横通”相结合的原则下贯穿始终，从而通过对中国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论述，从历史理论方面重点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具体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此外还明确了该卷的编写原则：重理论说明，结合必要史料；强烈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中华民族精神和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各册、章之逻辑体系要与全书各卷融合一统，导论与正文的要求既要关联又要有区别等。父亲当年强调：无论是第一卷的撰述内容，还是各章的编写提纲，目前还只是初步的设想。在撰写过程中，一定的修改和变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撰写者本身的理论水平和学术见解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学术界同行们的批评和指教也是非常有益的。父亲强调在撰写过程中，要不断修改，在修改中不断提高；要采取诸家之长，方可真正成一家之言。这些就是要始终遵循的编写指导思想。
总体思想和大纲确定后，父亲开始亲自撰写文稿。
他每天趴在桌上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由于视力越来越差，最后的几年只能由助手念给他听。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极好的思维能力，父亲将需要修改的地方口述给助手。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陈述常常无须改动。80年代父亲住院期间，他的病房是全医院闻名的，简直像一个资料室，堆满了稿子。父亲在病床上依然坚持审稿、思考，一有好的思路，不管是什么时候，都立刻起身记录下来。
1989年4月，父亲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出版了，字数268000，第一次印刷3000册。楚图南先生特为本卷题写了内封书名。在父亲80大寿的喜庆日子里，这本书的出版，真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这对于父亲的一生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其内在意义仿佛大于父亲自己的80大寿！
《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而创造性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国通史编纂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著作，被史学界和理论界公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理论发展前沿的代表性著作，受到国内外相关各方面的极大关注。
父亲在第一卷《导论》的“题记”中写道：
在体例上，除第一卷、第二卷按照具体情况另作处理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工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彻古今的发展规律。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中国历史的12个方面，364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这为中国历史今后的长期研究设定了框架，确定了研究中心，指出了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9年，《中国通史》12卷本，历经了22个春夏秋冬的磨砺，终于在父亲90寿辰之年，全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是父亲七十多年学术生涯的沉积，是史学茫茫大海中久滋而出的一颗硕大耀眼的珍珠！
从1989年《中国通史》第一卷出版，直到1999年《中国通史》二十二册全部出齐，父亲自始至终主持全过程，并亲自开篇：通史第一卷《导论》。《导论》阐述了通史编撰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通史体例的新的构思。父亲并且对各卷书的文稿作了大量的通稿、修改、择图、编目、定稿等具体工作。
为编撰《中国通史》，父亲曾组织召开编撰会议近百次，而他为此约见的相关人及相关单位部门的专家学者就达530余位。父亲凝聚了他一生的精力和智慧，同他的学生、挚友和同人们一起辛勤笔耕，将全部身心扑在了这部巨著上。
《中国通史》的编写是世纪的系列工程，《中国通史》的出版，最终累倒了我九十多岁的父亲。但他却感到十分欣慰。他兴奋地说：“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通史，终于可以宣布，我们有了新中国的历史书了。”
是啊，作为一名中国的老史学工作者来讲，历史的使命重于他的生命，《中国通史》是父亲整个生命的最后投入。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价值和影响，却是目前无可替代的。可以相信，它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将长久地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父亲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一座史学丰碑，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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