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九十初度，白寿彝终成《中国通史》大业
作者：白至德
一
1999年4月26日的那一天，北京已是春意盎然。一大早就下起的霏霏细雨把整个北京城淋洗得清澈剔透，桃红柳绿的诱人景色真是动人心怀！中国史学界又一次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艳阳天。
那天，我很早就到了父亲的住所，见到了格外神采奕奕的父亲。90岁的人，早已是重病缠身，眼下看去显得更加消瘦了。他依旧一身布衣，穿着得那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那花白的头发，两道浓浓的长眉，炯炯有神的双眼，依旧是那样慈祥可亲、严谨肃穆。我坐在父亲的身边，他稍带微笑，双手握着我的手，使我感到格外的温暖亲切。他对我讲着今后的工作：“大通史”已经全部完工了，马上要抓紧《中国回族史》、《中国史学史》……一谈起他的工作，便是滔滔不绝，兴致勃勃的，仿佛浑身仍然有使不完的力量。我早就知道父亲见到我一定是“汇报”他的工作，不会有什么新鲜内容，因为他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工作。我只好听着，来此之前我以为这特殊的时候，父亲会有什么“出奇”的“举动”，例如好好休息休息，我的估计全成为泡影。我长到今天，真不知道父亲会不会休息。俗话道：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真怪，我的父亲偏偏不会休息，就会工作，而且非常会工作。怪矣！
祝贺大会定于上午9时30分开始，时间快要到了，我同父亲的研究生许殿才等一起把父亲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的会议厅。
在会议厅外大堂的正面，摆放着镶有父亲巨幅彩色照片的“白寿彝教授学术成果陈列”的横标，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里展出了父亲七十年来不同版本的著作和著述手稿，使来宾驻足止步，浏览感叹。
走进会议大厅，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红色横幅，上面白色大字写着：“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主席台的四周摆满了鲜花绿草，它的两边摆满了祝寿的鲜花、花篮、寿幛、寿桃、礼品等等，光彩照人，显得格外庄重喜庆。敬献花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等同志，有中共中央统战部等党和政府部门、社科院及有关学者。
祝贺大会开始了，我把随身带的摄影机即刻开启，把这重要而难忘的时刻收录镜头，永远珍存。
大会宣读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们的贺信（电）。国家民委老干部赠送的“松鹤寿图”，签名的有白立忱、杨静仁、司马义·艾买提等十多位少数民族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百多位民族界领导同志及知名人士。启功老先生特意送来亲笔所题“寿”字条幅，以字祝贺。师生代表送上鲜花、生日蛋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赠送的寿瓶，新华社高级记者兼教授的西藏同胞格来献上洁白的哈达，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送上《白寿彝教授学术生活》特制录像专题片，出版社送上出版的《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等等。当宣布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史学所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代表向我的父亲献上鲜花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上父亲兴奋、激动。他坐在轮椅上，虽然早已疲惫难忍，但是他仍尽力支撑着重病的身躯。当人们几次劝他退场回家休息时，他竟然拒绝，他想和老朋友、同人、师生、同志们在一起，尽量多待一会儿，享受着他们独特而常人难以理解的幸福！
大会上，父亲作了书面发言，其中讲得最多的仍是向大家“汇报工作”，“感谢大家”多年的支持与鼓励，“争取再过上一个90年”与大家一起工作。
那天午饭后，父亲一觉睡了四五个小时，直至晚间，起床后又继续工作了，仿佛上午的大会并没有开过一样。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办，还有几部大作仍没有完成。
《中国通史》，12卷本22册，1400多万字的一部巨著，被公认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它的全部出版，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二
撰写和出版《中国通史》，始终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是历史赋予父亲的使命。
20世纪初的1901年，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就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又于1902年发表了《新史学》等著作，并用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开始了强烈的批判。1904年，梁启超先生树起中国“史学革命”的大旗，提出了重新撰写中国历史，也开始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家的追求。
举起反清大旗的章太炎先生，在他的《哀清史》中附笔《中国通史略例》，提出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设想和框架。而后，夏曾佑先生写了《中国古代史》，陈黻宸先生写了《中国通史》，章太炎先生写了《中华通史》，王桐林、陈恭禄先生都写了同名的《中国史》，钱穆先生写了《国史大纲》，吕思勉先生写了《白话本国史》和《中国通史》，周谷城先生写了《中国通史》，邓之诚先生写了《中华二千年史》等通史类著作。再后，范文澜先生写了《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先生写了《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先生写了《中国史纲要》第一、二卷等著作。
全国解放后，翦伯赞先生主编了《中国史纲要》，郭沫若先生主编了《中国史稿》，经许多学者的努力也终成完帙。范文澜先生在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了修订本。蔡美彪先生继续范文澜先生的未完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我的父亲于1980年主编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并于1999年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总主编并全部出版了12卷本、22册的《中国通史》。这些撰述都为中国20世纪百年来历史学家们的累累硕果！
上述回顾虽然简略，但是让我们观察到了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是十分艰难的。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49页中写着：“总史”的成功，需要几十人分头进行研究，经过“横集”和“纵集”，然后汇集起来，才有可能成功。梁启超先生在文中所指“总史”为通史；“横集”指内容而言，那么“纵集”则是就时代而言。
40年代，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第77-78页中评论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存在的问题“多属千篇一律”，又“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
从50年代至60年代，范文澜先生在1963年写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7页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的最后写道：“通史的工作是这样的艰难，要认真做好通史，就必须全国史学工作者很好地组织起来，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没有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几乎无法避免地写成汉族史），或研究某一专题，局部性的研究愈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
1961年，翦伯赞先生主编了《中国史纲要》，他置身其中，深入思考，1963年他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重要文章中，在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全面观点及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等诸多的问题上，作了较为精辟的论述。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与探索中不断耕耘积累，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也逐步走向更高的认识水平和学术境界。
“文革”的十年残酷浩劫中，研究和撰写中国通史的历史学家们不得不被迫停了工作。范文澜先生、翦伯赞先生相继去世，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也被禁止，《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受到了重挫。
我国的一些著名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生前曾主持出版几种中国通史著作，但都没有出齐。那时，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在教学过程中以及出国做学术访问时，都迫切感到，从国内外需求看，有必要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通史。1972年，总理周恩来提出了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这就更坚定了史学工作者编写通史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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