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杨尚昆心系隆化人
作者：刘 文
我听罢脑袋轰的一声，立时傻眼了，结结巴巴地问：“什……什……什么时候?得的啥病?”
“住院一个多月了，在301总医院。你过来一下吧，爸爸在病中时常提到你。”
放下电话，我的两腿发软，爱人陈凤茹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话说清楚。
陈凤茹安慰我：“没事儿，杨伯伯体格那么好，医学这么发达，全国好医生多的是，什么病治不了!”她一边劝我，一边给我准备出发的衣物。夜间11点还有一趟去北京的火车。
“放心坐车走吧，明天我给你向机关请假。”
我嘱咐她：“不要把杨伯伯生病的消息透漏出去，这是国家机密，外界都不知道。就说杨老师找我有事儿，旁的啥都不要说。”交代完毕，我踉踉跄跄向车站跑去。
第二天清晨，我到了北京，直接打车去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在医院附近的一个部队招待所，找到了在医院陪护的杨老师。
杨老师瘦了不少，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告诉我：“病得很突然。6月份在杭州，身体状况挺不错，突然发烧，开始以为是感冒，打针吃药烧也不退，没敢大意，6月7日赶回北京。住进301医院，经过多次诊断。确诊为白血病。党中央对爸爸的病情非常重视，从全国各地调来了专家共同诊治。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们都来看望过了，希望爸爸的病情能够好转起来。这种病很难治，不过也不排除有奇迹发生。叫你过来，是让你看看爸爸，不过不能进病房，中央要求得很严，医院规定得也特别严，只能在探视的屏幕上看。爸爸在病中几次提到你，问隆化那边发生没发生水灾，问淀粉厂论证到什么程度了，他对你们那里很牵挂。”
听了杨老师的叙述，我如同五雷轰顶，虽然不是医生，但我也知道这种病的可怕。但愿苍天保佑，保佑奇迹发生。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爸爸。”杨老师拉着神情麻木的我，去了301医院。
在特护病房外问，我从探视屏幕上看见了躺在病床上的杨伯伯。
老人家消瘦得很厉害，和几个月前见面时判若两人。此刻，他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穿着消过毒的白大褂，坐在病床前给杨伯伯读《人民日报》。老人家闭着眼睛，静静地听。
杨伯伯神色平静，额头上冒出一层细细的汗珠，护士不时地用毛巾揩拭。看得出，老人家正同病魔顽强地抗争。
看到这，我的眼泪哗哗直淌，禁不住呜呜地哭出声来。此时，我恨不得立刻扑到病床前。把病痛一把抓过来。安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承受杨伯伯身体内的全部苦痛!
一位军医过来轻轻地拍了我一下：“别哭。看看就马上离开，不要影响我们的治疗。”口气虽然温和，但态度很坚决，不容置疑。
杨老师又把我领回那个招待所。杨伯伯住院后，这里成了亲属和杨办工作人员轮流值班的宿营地。
杨老师劝慰我：“不要太着急难过，现在全国的著名专家都在这里，正全力以赴地治疗抢救。爸爸也很配合治疗，希望还是有的，但愿他老人家能闯过这一关。我会把你来看望的消息告诉爸爸的。这几天你就住在这里吧，有事找你也方便些。医院那边用不着你，你在这边可以写一点回忆这些年和爸爸在一起的文章，一旦治疗抢救无效，也算是一种特殊的怀念吧。”
在招待所，我没日没夜地写。从1975年5月底第一次和杨伯伯见面，至今已整整二十三年!二十三年来，虽然没有时刻伴随杨伯伯左右，可每年都要和老人家见上几次。这位德高望重的资深革命家，留给我终生难忘、刻骨铭心的记忆实在是太多太多。用不着半点文献资料，凭着内心深处的记忆，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写出了一篇6万字的回忆文章，题目叫《杨尚昆和他的农民朋友》。杨老师看了文章，认为写得真实质朴，前来探望杨伯伯的王若飞同志的儿子王兴、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读了几个片断，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杨叔叔。”
治疗和抢救还在继续，我每天都要向杨老师和杨办工作人员询问杨伯伯的病情。
9月12日下午。杨老师问我：“在临汾时我给爸爸你们拍的照片还有没有?”
“有，在家里放着呢。”
“你回去取过来。这几天情况很不好，你快去快回。医生估计，十天之内不会有问题。”
我要求再去医院看望一次，杨老师说：“不要去了，医院现在控制得更严了。你明天就走，抓紧时间回来。”
我牵肠挂肚地离开了北京，到家后把这些年来和杨伯伯在一起时拍的照片、杨老师给我写的信中有杨伯伯附言的信件都找了出来，准备第二天早晨赶回北京。
晚上来了一位亲戚，我刚端起饭碗陪他吃饭，电视新闻联播播出了杨伯伯逝世的噩耗!
尽管我精神有所准备，可根本没想到会如此突然，仿佛是晴空霹雳!我扔下饭碗，也不让亲戚吃了：“走，快送我去承德火车站!”
亲戚是开着车来的，二话没说。扔下饭碗开上车就走，紧赶慢赶，终于赶上承德晚9点发往北京的火车。
9月15日清晨，我从北京站坐地铁直接去了301医院，招待所里留守的杨办工作人员告诉我：
“首长的灵堂设在驻地家里，你快回去吧!”
我一分钟也没敢停留。打上车直接奔往后海南沿驻地。
曾经是充满生机和朝气的驻地，此时已被布置得肃穆庄严，驻地院内的四面围墙，挂上黑色幔帐，花圈、花篮摆满了院子，低沉的哀乐在驻地上空弥漫。
记不清我是怎样签的名、怎样戴的黑纱白花、怎样被工作人员引进灵堂。我只记得，杨伯伯的遗像挂在灵堂正中，四名礼兵两旁肃立。杨李姐姐、小朝姐夫、美德嫂子，还有幺爸的子女在遗像前守灵。
哀乐又起，我禁不住热泪长流：杨伯伯，您怎不等我一天哪。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我跪倒在地，向我至尊至敬的杨伯伯遗像磕了三个响头，泪水打湿了殷红的地毯!
杨老师送吊唁的人回来，在灵堂见到跪地磕头的我，上前把我拉起，见了老师，我禁不住哭出了声，紧紧抱住了老师，眼泪淌在老师的肩头。
杨老师和杨李姐姐的眼泪已经淌干，嗓子已经哭哑，杨老师强忍悲痛：“别哭了，爸爸临终遗嘱，叫我们不要太伤心。”说完，把我送出灵堂。
在外边，杨老师对我说：“吊唁活动还有两天，治丧委员会同意，请隆化县各界代表前来参加吊唁，你回来得正好，隆化方面就由你来通知吧。名额限在20名之内，明天到就行。”
前来吊唁杨伯伯的各界人士川流不息，驻地院中排起了四路长队，队伍还在延伸、加长。吊唁队伍中，有白发斑斑的老干部、有佩戴将军军衔的军人、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子女、有新闻影视界的名流、有驻地附近的居民……
在杨老师的办公室，我给隆化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彪同志拨通了电话。韩部长说明天上午我们10点之前到北京，你在三元桥接我们，给我们领路。除五大班子主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