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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八年鉴定，为古代书画立户口
作者：郑 重
1983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工作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谢稚柳受国家委任，率领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对全国公家所藏历代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和整理，并造册出版。此时，谢稚柳已经是73岁老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创作任务繁重。书画作品走向市场，正是画家的黄金时代，发家致富的时刻，但谢稚柳毅然放弃这样的机遇，从命于鉴定工作，前后历时八年，南征北战。他的鉴定生涯走向顶峰，对国家、对文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找不出第二人了。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由七人组成：
谢稚柳 上海博物馆顾问、古代书画鉴定家、画家、理论家。
启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书画家、古代书画鉴定家。
徐邦达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代书画鉴定家。
杨仁恺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古代书画鉴定家。
刘九庵 故宫博物院古代书画鉴定家。
傅熹年 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古代书画鉴定家。
谢辰生 文化部文物局顾问
以鉴定水平而论，谢稚柳和徐邦达是旗鼓相当的，但两人的鉴定风格不同。谢稚柳立足于书画自身规律，如画像个性、时代性、笔墨表现方法；徐邦达则侧重于书画的题跋、印记、纸绢材料、幅式形制。启功和刘九庵相比，启功是学者型鉴定家，鉴定时侧重于文献的考证，如著录、避讳等；刘九庵看的画多，经验丰富，熟悉书画情况，是实践派鉴定家。傅熹年是高级建筑师，熟悉古建筑，读其书画鉴定论著，多以建筑的特色来判断绘画的时代性。他又是大藏书家、版本鉴别大家傅增湘之孙，家学深厚，对古籍版本亦较熟悉。杨仁恺的贡献在于他编著的那本《国宝沉浮录》，对从清宫流散出来的书画的来龙去脉记录的甚为清楚，在书画鉴别上多依谢稚柳之说。谢辰生则是鉴定组的策划者及组织者，在整个鉴定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
1983年8月，第一期鉴定工作先从北京开始。鉴定工作第一天会议，在东交民巷15号国宾馆举行。
大家感慨了一阵之后，谢稚柳讲话，他说：“这是一件造福于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我很光荣能挑起这个重任。这次鉴定工作与前两次不同，‘文革’后，书画又一次大集中，工作量异常之大，此其一。其二要趁此机会出书出图录，让国家知道自己的家底，让后人有学习研究的资料。其三，培养接班人，不仅培养高一级的，还要为地方培养。”为此，他强调每到一地方，当地文物部门都可选一二位专业人员参与其事，以提高他们的鉴定素质。他反复提到接班人的问题，因为，他考虑和担心的不是眼前这一代，而是如何使鉴定知识代代相传，鉴定队伍更加发展和壮大。
这次鉴定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一是考查全国各文物机关和文化教育机关等单位所藏历代书画的情形；二是协助各单位鉴定藏品，分出精粗真伪；三是部分私人藏品也获得鉴别评定；四是由此而鉴定出书画的真伪，评定其等级，从而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为美术史研究者提供丰富材料，提高其研究的科学性。这次鉴定的作用是很明显的，通过此举还能培养一部分中青年专业人员，建立书画鉴定队伍。
通过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鉴定范围和编目的办法分为三种：一是账目式目录，凡所鉴定的真迹佳品，一律编入；二是附有黑白图版目录；三是稀世珍品还编印大开本彩色图录，并附有说明介绍。
这个鉴定组的成员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每年要两次离家外出鉴定，每次最少要三个月，即春季三个月，秋季三个月。
谢稚柳是鉴定小组组长，然而他对组内其他专家非常尊重。一般来说，他都能包容不同观点和意见，只要你说得有理，他都能接受，往往对某一幅画的真伪争论不下时，谢稚柳认为这是学术的观点，并为鉴定记录规定了几条，一时解决不了，没关系，可以不求统一，各自保留自己意见，记录备案，对有争议的字画，不要轻易处置，让后人去研究，从而解决了因鉴定角度不同可能引发的各种矛盾。谢稚柳经常跟劳继雄说：“鉴定书画，要有原则，不能人云亦云。工作中时有差错，所谓走眼，这也是正常的。通过研究，纠正看法，对自己也是一种提高和实践的机会，当然我指的原则，就一定要有依据，要说出道理，否则人家怎么来信服你呢!千万不要不懂装懂，倚老卖老。有人请我看瓷器，我就说不懂。”其实他不是真的全然不懂，他是谦虚，凭着几十年博物馆的工作经历，他对瓷器、铜器等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而他认为，你没有真正深入研究过的东西，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不要胡说八道，要实事求是。
1984年，北京书画鉴定工作在顺利而愉快中结束。
二
1985年，鉴定组全体成员移师上海，对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文物商店、朵云轩、友谊商店等所有与书画收藏有关机构的藏品进行鉴定。
上海博物馆藏画在解放之初苏州过云楼的捐献就奠定了基础，以后又有庞莱臣、吴湖帆、钱镜塘、孙煜峰、刘靖基、孙志飞及张蕙玉的藏品陆续入藏。从解放之初一直到60年代，上海市文管会有一个书画鉴定组，博物馆不能直接收藏，都要经过鉴定组鉴定之后，才能入藏博物馆。徐森玉直接主持鉴定工作，谢稚柳负责张罗，鉴定组成员除了徐、谢二位，还有吴湖帆、冒广生、唐云等，张蕙玉虽在北京，遇到重要书画，亦请他来参加。上海博物馆所藏宋元画，不如故宫，但对明清书画的收藏，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远远超过故宫，这是为鉴定界所公认的。
1986年，在上海鉴定期间，有一插曲值得一记：上海博物馆所藏书画，有许多是经谢稚柳之手收进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经他鉴定过，所以，鉴定小组在鉴定时，谢稚柳考虑有他在场，可能会影响其他人发表意见，所以就回避了。但是，在鉴定的过程中，参加鉴定的专家对上海博物馆所藏明清书画多持否定意见。信息传到谢稚柳那里，开始他还忍着，但是马承源馆长对那些否定的意见则感到无法接受，就要谢稚柳站出来说话。谢稚柳说：“他们看不懂，随便他们去说吧。不要和他们争论。”但是被否定的明清书画越来越多，搞得谢稚柳也有气了。一天，鉴定元人书画，对其中一张赵孟頫的画，徐邦达的学生王连起说是假的，惹得谢稚柳火了，他一拍台子，说：“你有什么资格说它是假的!”后来，劳继雄告诉笔者：“谢先生一肚皮的气，但无法发作，王连起恰好撞在枪口上。平时，我们只作记录，整理资料，一般都不会发表意见的。即使有了看法，也只是私下里和老师说说。”
这件事过去之后，接着又发生匿名信的事情。在上海博物馆，徐邦达收到一封匿名信称谢稚柳在背后对他有所诋毁，徐邦达接到匿名信，当然很生气，鉴定组的人很快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劝他，不要放在心上，应该对谢稚柳有所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做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