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吴玉章在反右中救了我
作者：李 新
第二天，胡锡奎找我谈话，说已经告诉高教部，要我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并且分配给我就近指导城内两个系的运动，这两个系就是新闻系和档案系。档案系运动的情况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但新闻系一次会议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始终感到内疚。
那天是由新闻系召开北京新闻界的座谈会。系主任安岗要我主持会议。我于是请大家对党的新闻工作发表意见。大概到会的新闻系统的人员都不知道我党这次“引蛇出洞”的策略，他们的发言非常激烈，对我党的新闻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在会场热烈情绪的鼓舞下，安岗也忍不住起而发言了。他说：“毛主席就不断说，他最不爱看《人民日报》，死板板地……”。我连忙暗地里扯了他两次衣服，希望他及时停止发言。但他的兴头很大，一直讲个不停。不得已，我只好宣布休会一刻钟，随后再继续开会。在休会时，我把安岗拉到一旁，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等续会时，我故意问安岗是否继续他的发言，他说他的意见已经讲完了。我于是请别人发言，特别请校外的人发言。这时，彭子冈起来发言了。她说话时激昂慷慨，首先批评《人民日报》，说它拥有那么多的人，花了那么多的钱，结果却完全脱离群众。她问道：“现在，谁还喜欢《人民日报》呢?连毛主席也不爱看了。”说到这里，会场上为她鼓起了掌声。她随即又说：“《大公报》人手不多，经费又少，但就是效率高，不但消息快，而且文章好，有许多文章，很快就流传全国……”她越说越有劲，还是她的丈夫徐盈劝阻了她，她才结束了发言。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冈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冈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冈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冈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冈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林希翎和葛佩琦
这时，人民大学的反右派斗争正走入高潮，全校大约已有400人被打成了右派。划右派要经过党的常委会讨论。李培之和我在常委会上，尽量把各系上报来要划右派的人减少，故意挑剔某某人的条件还不够，或情况还不够具体，希望拿回去搞清楚了再说。这样推、拖的结果，就少划了些右派。但有的系，由于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借机整人，就是抓住一些人不放，非把他们打成右派不可。例如经济系有个青年教师孟氧，注释《资本论》出了名，但系领导嫉恨他，要把他打成右派。几次送到常委会讨论。常委多数同志“爱才”，说小青年说几句怪话不能算反党，应好好地教育他、教训他。但系里最后硬是找到了他恶毒攻击党的“罪证”，终于给他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高潮中斗得最激烈的是林希翎。她本名不叫林希翎，因为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她羡慕毛主席表扬了李希凡和兰翎两位青年，才改成了这个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学生，但随后研究《红楼梦》并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吴老认为她是个人才，在颐和园里为她专门找了一个地方供她写作。后来人民大学还专门开了一次《红楼梦》研究的学术会议，把李希凡(曾在人大学习过)和他在山东大学的老师吴大琨请来参加了会议。吴大琨就是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后才调到人民大学来的。林希翎因研究《红楼梦》出了名，反右派恰好轮到了她头上。她不但会写文章，而且会说话，因此，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到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作了很充分的准备，并经过“预演”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像这种斗争的准备和召开过程，我是从不参加的，但听到情况后也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据说当时北京大学斗争谭天荣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林希翎和谭天荣一时成了北京学生界的著名人物。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当然是弄去劳动改造，甚至受到异常痛苦的遭遇。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右派才得到平反。人民大学党委把给林希翎平反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答理，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便成了很少几个没有平反的右派之一。80年代，林希翎被允许出国。台湾把她请了去，希望她能骂中共，给台湾说几句好话。但她并不骂中共，她也不给台湾说好话。人们以为她一定会到美国去，但她却去了法国。显然，她到美国谋生会比法国容易。但她有头脑，认为这样做要高尚一些。现在不知她怎样了?写到这里，实在令人叹惋。
在反右派斗争的高潮中，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被打成右派也是轰动一时的事件。葛被划右派没有经过党委常委的讨论，所以当时我对这一事件的经过并不很清楚。现在，为了写这篇回忆录，我特地查阅了他的传记和他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原来葛佩琦是个老党员，他对党并没有什么不满，也不想在整风中对党提意见。人大党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他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他勉强参加了，在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但就是这几句话，被任意篡改歪曲而打成右派分子。他发言的原意是：“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他是在1957年5月24日发言的。5月27日《人大周报》就刊登了他的发言。其中说：“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6月8日，《人民日报》以葛佩琦发表反共言论为标题，报道了葛的发言说：“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必然走这条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葛佩琦在《回忆录》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