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吴玉章在反右中救了我
作者：李 新
《人大周报》刊登的……也没有这段话。这段报道纯属捏造。”他当即写了更正信，6月9日亲自把它送到了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80年代居然查出来了)。《人民日报》不但不登更正信，还连续发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6月14日，《人民日报》以本报南京电、保定电、沈阳电，同时发表三篇批判葛的报道，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15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某名人批葛的文章。于是，全国大小报刊纷纷发表文章，批判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一时形成批判葛佩琦的高潮。就这样，葛佩琦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还定为“极右派”，判处无期徒刑。
从此葛佩琦受尽折磨。不仅他的妻子儿女因他而遭难，连他二哥的家也在1966年被红卫兵抄了，他二嫂被打死，二哥被遣返回山东老家，病中无医疗条件，很快也就死去。
1975年，葛佩琦于不幸中得大幸。党中央对关押中的高级罪犯(抗战时期的战犯和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罪犯)实行特赦。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葛佩琦却因有国民党少将头衔获得了自由，而且回到了北京。
“文革”结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葛佩琦为纠正对自己错划成右派、错判成罪犯及恢复党籍问题，到处申诉奔走。最后还是胡耀邦同志为他作主，才使他的问题全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好心人、好同志为他帮忙、出力，但也有些人、有些组织成了为他落实政策的阻力。人民大学党委是当初把葛错划成右派的负责单位，按理应及早出来纠正错误。但直到1979年11月12日作出的《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还说葛“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到1982年，张腾霄(曾在反“右倾”中受到全国性的人民公社讨论会斗争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担任了人大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他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高潮中，主张对葛佩琦的“复查结论”重新研究。结果是“对葛佩琦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问题，进行复查，予以改正”。并没有明确说明是错划。直到1986年2月8日，中共北京市委的通知中才明确指出葛佩琦“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争取纠正错划右派的同时，葛佩琦还向法院要求改正判罪的错误。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再审判决书》，说：“经本院查明：原判葛佩琦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处刑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葛佩琦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也于1983年5月由中共北京市委解决。市委组织部的决定说：“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要恢复党籍，必须找到1938年的入党介绍人证明，必须找到1942年在西安领导他作地下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必须找到1945年派遣他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的证明人。很幸运，葛佩琦所需要的这些证明人都找到了，而且都为他写了材料。当然，这一过程也是很复杂、曲折的。
1984年6月。葛佩琦的一些老同志、老战友在北京烤鸭店会餐，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即席赋贺诗一首，诗曰：
中州风雨忆当年，
与君共读马列篇。
道路崎岖成往事，
疾风劲草有今天。
我仔细地看完有关葛佩琦的这些材料以后，深深体会到，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在河北工作)，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吴蜀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中国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在吴老指导下，也在李培之等好同志的影响下，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绝没有存心去害过人，而且是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特别是对一些青年，凡力所能及的都为他们说了话。但是，像林希翎那样的“名人”，我就实在是爱莫能助。就是像孟氧那样的人，我虽然说了话，开始也起了点作用，最后还是挽救不了。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手社会学问题有“研究”(或了解)，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或中宣部)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文澜)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字改革委员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其余的我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