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吕型伟教育人生：上海获得高考自主权的前前后后

作者：吕型伟　徐本仁

完了就等部长表态，部长不赞成，我也就算了。要是赞成了，你也不许讲话。”他想领导肯定不会同意，乐得做个人情，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再次向教育部领导汇报上海要求自主高考招生的想法。我讲完之后，部长抬头看看司长，希望他发表意见。这是个关键时刻，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心里很紧张。他坐在那里，憋了老半天，最终没有吭声。部长看他不吭声，就说：“这个事情本来是答应你们的，就是他不赞成。现在既然他不讲话，那你们就去搞吧。”散会之后，那位司长连连说上了我的当。他以为部领导一定不会听我的，结果事情和他预料的恰恰相反。
　　就这样，我们有惊无险地拿到了高考自主权。
　　
　　设想正在变为现实
　　
　　关于如何自主招生，我有一套设想。我的设想就是要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做法，注重对学生的全面考察，重视平时的考评。我想要把考察权更多地给中学校长，要求校长对每个学生德智体美劳各方面认真负责地写出考评。高校在招生时，要把这个考评结果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这就不是仅仅凭着一次考试来决定，而是由三年跟踪考试、跟踪调查、跟踪研究来决定。要保证考评的全面、客观，每个高中生进校时，学校就应建立一个记录其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表现的档案，每年都要考评。到毕业时，校长负责地写出意见来，并建议这个学生应该往哪个方面发展比较好，哪个学生可以深造。这种推荐招生办法是受到国外经验的启发形成的。“文革”结束后我赴法考察发现，他们并不把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惟一标准。法国的初级中学设有一名专职教师，称作“方向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帮助学生决定是升学还是朝职业类方向发展。这位老师受过专业训练，懂得社会学、心理学，了解市场发展前景。学生一进初中，老师就为每个学生建立档案，考察孩子的智力、活动能力、学习情况和家庭环境等。到初中毕业时，这位老师要负责为每个学生写一份建议书，如“根据对您孩子四年来的考察，我认为这个孩子可以深造，建议他去考高中”；“我认为这个孩子在学术上深造的可能性不大，不如学一种技术，将来可以在社会上有作为”等等，最后由校长签名，学校盖章，供家长参考、决策。
　　国外的方法有借鉴意义，当然单靠推荐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弊端。中国实行科举制度以前选拔人才就用推荐的办法，结果是谁有势力、谁有钱，谁就当选，那就是靠关系，开后门，真正的人才出不来。“文革”期间，我参加了一次推荐招生。那时是1976年，“文革”已近尾声。当时高考被取消，高校采取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办法。这也是最后一次以推荐办法招生。我奉命带了一个招生小组去安徽招生，去之前，我暗自下决心要杜绝开后门，绝对秉公办事，把最优秀的青年招进各大学。我在安徽没有亲戚朋友，招生小组的人我也都选择那些和安徽没有任何关系的。当时的招生办法是将名额分配到各县市，然后由各县市的招生组根据贫下中农的推荐、选拔。审查后上报给招生组，最后由我把关，我签了字就算正式招收了。为了防止徇私，当时有一条规定：每个招生名额，县里推荐两人候选。一切似乎都进行得有板有眼，但是问题还是发生了。某县有一个招生名额只报上来一名学生，招生小组要求再报一名，县里答复：全县就这个学生最好。后来查证得知这名学生是县委书记的儿子。这极有可能是开后门，但又不能点穿。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为了完成招生任务也只能招了。所以，对于推荐招生可能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我深有体会。我的想法是推荐与考试结合，推荐为主，考试为辅。在操作上一定要考虑周全。
　　与自主高考招生相配套，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实行初中毕业后分流。按当时情况，初中毕业生40％进中专、职校，60％进普通高中。高中毕业时只要会考及格，都可以上大学。到了大学二年级再进行一次分流，一部分人上本科，一部分人上大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一考定终身”和“进大学难，出大学容易”的状况。这个比例可根据情况变化调整。
　　不过，这些设想在我手里都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在上海拿到自主高考招生权后不久我就离休了。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设想，在之后的上海高考招生改革和课程教材改革中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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