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吕型伟教育人生：上海获得高考自主权的前前后后
作者：吕型伟 徐本仁
在福建考察之后，我发现，上海考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之所以比兄弟省市低，是因为上海高中毕业生少而大学招收的名额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线自然会低一些。我们是分母小，分子大；其他省市则是分母大，分子小。要比就要先“通分”。全国比较时，不比较百分比，只比入学线，这不合理。我把这个道理向分管的市委书记解释之后，他表示认可。另外，我也发现，不少地区学生的高分是靠加班加点、死记硬背考出来的。搞这一套我不赞成，就是考了高分我也不赞成。另一方面，上海学生考分偏低是否就说明素质差了呢?为此，我到北大、清华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上海学生的高考分数虽然不比其他学生高，但进入大学后的发展潜力绝不比别人差。上海的学生知识面广，活动能力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强，就是死记硬背的本事比不过人家。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分管的市委书记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也放心了。不过这桩事对我而言并未结束。这次的学习和调查引发了我对改革高考制度的思考。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教育成果如何评价才能公允，怎样才能对教育改革有利。这样一考量，思路很自然地集中到了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设置课程教材，要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进行改革。
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
1978年，高校招生走向规范，又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当时的工作重心是恢复和重建在“文革”中被中断和打乱的教育教学制度和秩序，课程教材改革和相应的考试制度改革还提不上议事日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的弊端重新显现了出来。
当时，全国中小学的课程教材是全国统一的，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不管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是贫困山区，学生念的是一本书，考的是一样的题，这叫做“一纲一本”，下面无权改动。其实，只要稍微考虑一下，问题就显而易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地区是“西欧水平”，有的还停留在“非洲水平”，用同样的课程和教材来教，又用同样的考题来选拔，显然是不科学的。
我当时担任全国教育部课程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在一次讨论全国课程教材的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多纲多本”的主张。我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十亿人民一个大纲，祖孙三代一套教材”，我们要改变这个局面。我主张各省可以自主研究课程教材的改革，中国可以拥有多种教育模式，可以搞“多纲多本”，即大纲有多种，教材有多种版本，鼓励各省市自己编教材，学校可自由选择。甚至校长和有水平的老师也可以独立地编教材。这样把课程教材搞活，实行基础教育地方化。全国可设立指导机构，比如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课程教材改革指导委员会，负责审批各地的大纲和教材，但各省市应掌握较大的自主权。
我的主张一提出，当场就有人反对。理由是，正因为中国这么大，所以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大纲和教材。同一个问题，却得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最后达成妥协：搞“一纲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统一大纲，在大纲指导下可以编多种教材。上海可以自己搞，自己编课程教材。当时赞同我观点的还有广东、浙江、四川等省的教育部门负责人，我们约定“先走一步”，各自进行试点。
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教材可以自己搞，但高考还是全国命题。如此，新教材怎么搞?搞了谁敢用?高考这根指挥棒实在太厉害了。一分之差，万人之下。事关前途命运，谁敢违背?要改革，就得从这根“指挥棒”改起。我开始琢磨，要想办法把高考的命题权拿过来。而后来，广东、浙江、四川的教材改革渐渐停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指挥棒”没有拿到。
智取高考自主权
我打定主意要去争取上海高考自主权。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我找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谈自己的想法。副市长沉思了一会说：“这太难了，历来没有这种事，教育部也不会同意的。”我说：“历来没有的可以创造，只要你答应，我就去争取。”我连续找了他多次，后来，他松口了：“你去争取争取看，教育部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试试。”
说来也巧，没过多久，当时的教育部主要领导和分管招生的副部长到上海来视察，我抓住这个机会，和分管副市长一起去拜访了他们。我们先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暗示上海和其他省市情况不一样，接着把话题向中心引：“高考历来是全国一张试卷，高考命题也总是众口难调，教育部吃力不讨好。何不把权放下来，你们在上面监督，搞得好就表扬，搞不好就批评，那就非常主动了。”
教育部领导颇为疑惑，说：“这样做能行吗?”我说：“中国的一些省比欧洲的一个国家都大。欧洲有那么多国家，有那么多种考试制度，不也在各自招生吗?”那位副部长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说那样搞要乱的。我又说：“现在各省的教育厅长都有经验，有能力，你可以制定几条原则，搞几个统一的政策，题目让下面出，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经过反复解释，教育部领导被说服了。他表态：“上海可以试试，其余的地方不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接过话题说：“那好，上海自己搞!”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完。不久我去广东出差，等再回到上海，同事告诉我事情变卦了，教育部领导回到北京后改变了主意，不同意上海单独搞。大家建议我再去北京争取一下。我做事很要强，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完满。我决定再去争取一下，若再不成那只能作罢。
当时春节将近，我也顾不上过年，急忙赶到北京。一到北京，我就找相关人员打听事情原委。我曾在教育部工作多年，熟人多，在那儿我了解到了实情。原来是分管高考的司长不同意，教育部领导答应我时本来就很勉强，被他一说就改变主意了。好在这位司长和我也很熟，曾经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我就直接去找他。一见面，我就半开玩笑地责问他：“你为什么给我捣蛋啊?”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把他给愣住了，他说：“我怎么会给你捣蛋啊?”我挑明了上海争取高考自主权这件事。他说：“我是替你们着想，这件事情太麻烦了，太复杂了。命题啊，保密啊，众口难调。这些事历来是不可能达到各方都满意的。你们不要搞了，还是全国统一吧。”我说我愿意吃这个苦。我还和他订了个君子协定：“明天我去向部长汇报，你一起参加，但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我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