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历史上官府应对信访的规则
作者：完颜绍元
(杂役)审复”，再照会京兆府备案，既方便本司及有关部门在受理时“或要召问”，又避免了外地来京上访人员任意行止的无序化。“如过旬日无处分，即任东西”，大概就是若在十天期限内没有答复。便要离京等候结果。
另外，匦函制实行后，还曾发现有人借投函搞匿名攻讦或诈伪的现象。对此，理匦院曾依照汉晋做法，要求投函一式两份，由知匦使先验副封，判别是否伪滥再予受理。但也有人认为先验副封不啻是先设一道裁决可否的关口，违背了下情上达的置匦本意。几经反复后，勘验副封的措施最终罢废。
“进扰公庭，递解回籍”
唐代的匦制究竟取得多少实效，很难一言以蔽之。笔者看到的几则评判性文献，多从“献计献策”类型的上书着眼。据唐玄宗时吴兢的《上皇帝纳谏疏》，凡议论时政“言有可采，但赐束帛而已”。而假如切辞忤旨，触怒龙颜，便有“朝堂决杖，传送本州”的危险。不过想走终南捷径的还是大有人在，如唐宣宗的一道敕书所言：“有已曾进状，令所司详考，无可采取，放任东西。未经两三个月，又潜易姓名，依前进扰公廷。”照此看来递解回籍的比例也不会太高。
武则天时，侍御史徐有功的上疏中提及“陈屈审冤”类型的上书情况，直言“设匦投状，空有其名，竟无其实”，乃至“延引岁时，拖曳来去，叩阍不听，挝鼓不闻，抱恨衔冤，吁嗟而已”。但假定绝对是这个结果，匦院早就关门，不会再有以后的各种措施出台。总之，还有待依据翔实的史料进行分析，惟不能对其效果作过高估计是肯定的。
要投诉，先付钱
此外，投匦还要付费。《客语》云：“凡投匦有费。谓如投匦，亲事官每名两贯文，大率费不下一二万。”制度：登闻院收到上书后，除事关紧急约时通进外，要把投函放进特制的铜匣里，按五日一通进的规定，送进宫内，负责抬、背铜匣进宫出宫的吏卒就称“亲事官”。假如这项工作至少有两个亲事官搭配做，那么投匦一次的付费就是四贯文即四千钱。比照《宋会要》记载的“和买夏税纳绢每匹折纳价钱二贯文足”，就是两匹绢的价值。这还是政府的“和买”价，市价又过于此，可见上书的代价不低。惟既然每年能收费“不下一二万”，说明上书者还是不少。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亲事官”都由皇城司即宫城警卫局属下的禁卒充任，并不属于登闻院编制。这样看来，付款投匦多半不是祖宗定制，而是皇城司自己搞出来的收费项目吧。由于这笔可观的进项既打不进登闻院的“机关收入”，也非亲事官个人所得，故《客语》又说：“而两院及亲事官等不喜人来投[匦]，多深藏匦，置人所不见处。”仅从这些障碍来评判，上比汉唐，下比明清，北宋信访机构的衙门作风大概是最严重的。
院判野蛮执法小贩击鼓鸣冤
通政司接受投书递状外，明代也有“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不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达者，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随即引奏，敢沮告者死”(《明太祖实录》卷三七)。但同时又限定，凡户婚、土田、追偿财物等民事诉讼，不许进京呈控，更不许击鼓。
《明史·吕维祺传》里有“且登闻频击，恐长嚣讼风”之语。从记载看，剔除属于司法审判程序内的京控不论，明代击鼓的事例的确远比宋代为多。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述有一例：明英宗正统年间，太医院院判钦谦路过长安门，看见有人设摊售药，便上前干预，引发争执。当时的太医院兼管药政，院判兼有医药总局副局长的身份，假如此人确系无证或违章经营，钦大人亲自过问亦未尝有错。但他执法不文明，看见对方竟敢顶嘴，马上命随从当街将其杖责七十。卖药人老婆立即奔至西长安门外击登闻鼓喊冤。事情闹大了，大家都说一个六品官员竟因区区小事而于朝门前杖人几死，实在不像话。明英宗便顺应舆情，责成钦谦将售药者治愈，否则便要他偿命。因知这个登闻鼓还没落到绝对是个摆设的地步。
回头再看通政司对民众呈诉的受理，虽然远不能同朱元璋坐金銮殿时相比，但也有见点颜色的。如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山东费县知县殷礼遭人诬陷，被该省按察司逮捕下狱，当地民众集体上访，前后几批达数百人，呈列殷知县便民之政二十二条，结果皇帝诏都察院调查审理(《明宪宗实录》卷五四)。又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年)六月，有个在大理寺任职的官员洪聪还乡探亲，幕后插手了地方上的一件诉讼案，败诉方俟其还任时，尾随到京师呈控，经查证，洪聪确有请托情节，“降二级调外”(《明武宗实录》卷七六)。
因循敷衍，激变良民
两宋以来，地方各级政府受理诉讼的第一道关口，是衙门前都设有开拆司，先检查诉状，按规定应该受理的，不收下便是违法；不合规定的便可以驳回。但如果是反映情况、投书建言或检举揭发之类，就未必有成文律例可依了。据《镜湖自撰年谱》的作者段光清说：“[省府]上司见人多，不敢不收其呈。”可见即使是“放告”日子，若放在平时，也是可以拒绝的。收下后怎么办呢?因为作者清道光年间以候补知县身份在杭州实习，亲眼见其“收呈之后，仍批发府、县，府、县再详上司，仍是带征带缓之一说”。就是把皮球踢来踢去，税赋征收一文不能减免，操作时不要搞得太急，别闹出事来就行了。
段光清感叹：“虽曰民情日坏，无乃临民之官又素无忠信以入民心也。”看来他对各级衙门如此敷衍民众上访是不太满意的。其实真要减免赋税，就需要逐级向上面直至皇帝本人反映情况，并正式提出建议，但后果很可能是自讨没趣，所以大多数官员是不肯承担这种责任的，宁可一天一天拖着。但《年谱》又记载，随后便是“更闻奉化县以征收钱粮，乡民滋闹，县官逃至府城”，矛盾激化了。接下来，“庸官”被参是逃不了的，还要捉拿“刁民”。假使当初都能以务实态度对付群众信访，又何至闹出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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