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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仁为义 则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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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位大儒，这就是明清之际的王船山。
王船山是宋代以来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将理与道区别开来，认为理是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道是各类事物的类法则。
在他看来，宇宙从总体上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这就是“气”；一层是具体的物类，这就是天地万物，其中也包括人类，统称为“器”。理是气的变化条理，由于天地万物是根据气的聚散而生灭的，所以气中之理也就普遍贯穿在天地万物之中，对天地万物都有制约不同的道，各种类型的道只在本类事物中才有普遍的意义和制约作用。比如天之道的具体型制是“阴阳”，地之道的具体型制是“刚柔”，人之道的具体型制是“仁义”。不过各类的道又都是理的体现，考察各类事物，考察各类道，都要从它们的根本上，都要从气的变化条理上着眼；考察人，考察人心和人性也须如此。
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他说：
太极最初一“○”，浑沦齐一，固不得名之为理。殆其继之者善，为二仪，为四象，为八封，同异彰而条理现，而后理之名以起焉。气之化而人生焉，人生而性成焉。由气化而后理之实著，则道之名亦因以立。
其中的“○”，是一个圆圈，表示没有边际，没有界限，浑沦一体。
其中的“二仪”、“四象”、“八卦”，是《易传》用语。解《易》和各家对此有不同的说法。在这里表示浑沦不分的气向有形之物分化的三个阶段：气由浑沦一体分而为二，由没有形象，变成了样子相反的两种东西，称为二仪；二仪又二分为四，形成了四种形象，称为四象；四象又四分为八，借用《周易》八卦之名以名之。二仪，一般指天地，亦或指阴阳；四象一般指四季；八卦一般打天、地、雷、风、火、水、山、泽。
王船山的这番话，基本意思是说：整个宇宙，在未分化之前是一片混沌，没有差别，因此也就无所谓条理了。气在运动变化中出现了差异及区别之后，条理才显现了现出来。气分化开来，产生了物类、人类，这才有了物性、人性，才有了物类和人类的法则，有了“道”。也就是说，人是气和理的产物，人性是气之理的体现。
由此他又说：
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则俱无也。
凡言理者，必有非理者为之对待，而后理之名以立。犹言道者必有非道者为之对待，而后道之名以定（道，路也。大地不尽皆路，其可行者则为路。）是动而固有其正之谓也，既有当然而抑有所以然之谓也。是唯气之已化，为刚为柔，为中为正，为仁为义，则谓之理而别于非理。
在他看来，人与宇宙之源，与气，是一种血缘关系。人是气的后代，而天和理则是气产生人的中介层次。所以说，要谈论人心和人性，必从气上说起。
理又是什么呢？是气在运动变化过程中遵行的当然之则和必然之则。而气一旦变化成了具体的物类之后，理便具体体现了各种物类的当然之则和必然之则，体现为道；不同物类的道表现形式不同，有的表现为刚柔，有的表现为中正，有的表现为仁义。气之所以有理，物之所以有道，那是因为气的变化会出现不合条理的时候，物的变化会现出不合轨道的时候。比如人的行为，合于人道者便显现为仁，显现为义，而不合于人道者，便显现为不仁不义。
由此可见，王船山虽然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中与宋明大儒颇多分歧，但在分析人与人世时的思维方法上，仍然遵行着老子开辟、宋儒遵行的路线。
说到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本书的主题是老庄意境与现代人生的关系，为什么不惜笔墨讲了一大通宋明大儒？
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是，宋明大儒，就其智能开发的程程度而言，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最高水平。他们的智慧，在中国，是现代人的智慧的基石，不了解他们的智慧就很难说清楚现代人的智慧。
其二是，宋明大儒，推崇仁义，讲究诚信，就这方面而言，他们是儒而不是道，但其所以成为大儒而非小儒，并不在于他们复述了孔孟早已尽滥了的仁义和诚信，而在于在世俗之人的头脑中，为仁义和诚信筑起了一座相当牢固、相当诚信的理论基石，这就是宇宙论。是宇宙论将他们的仁义、诚信从地上抬高到了天上；是宇宙论将他们由小儒变成了大儒；是宇宙论将他们的头脑开阔起来，使之攀登到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之巅。而宇宙论却不是儒家自己的，它是道家的开山之宝，是宋明儒才从道家那里借来的。
有鉴于此，与其说我们是在讲宋明大儒，倒不如说我们在讲道家在宋明时期的影响和贡献。
可以这样说，是道家的宇宙论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智慧由“形而下”推上了“形而上”，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却是宋明时期的一批儒家学者。
可以这样说，是道家的宇宙论将中华民族整体的智慧融入了世界智慧之河，从而搭起了中西智慧交相融汇的桥梁，而将宇宙论发扬光大，使之深入民族之魂的，却是宋明时期的一批儒家学者。
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现代人的智慧，现代人的人生观念，是现代中国人在现代社会环境的推动下，以中国传统智慧为基础，吸收和改造西方传统智慧和西方传统智慧及西方近代智慧，在于宋明时期的这批儒家学者用道家的宇宙论为中华民族铸造了智慧的基石，用道家的宇宙论为中华民族架起了引进西方智慧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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