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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遊奧義（張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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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遙遊》不僅是《莊子》“內七篇”首篇，而且是重要性首屈一指的莊學“自由論”。舊莊學不重視“文學性強”的《逍遙遊》，只重視“哲理性強”的《齊物論》，結果既無法讀通《齊物論》，也無法讀通整部《莊子》。
《逍遙游》共三章，首章十二節以鯤鵬、蜩鳩、尺·等幾則動物寓言闡明莊學義理，並把莊學義理抽象應用於人類社會，最後結以莊學至境——“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個中究竟，可參閱筆者在《書屋》發表的有關“莊學”文章。次章則以四則人物寓言，把莊學義理具體應用於社會群體。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實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第十三節：“古代”的“堯讓”寓言，闡明“至治不治”。奧義藏於堯言“天下治”、許言“不治”及堯、許重言之“屍”。
由於夭閼（墜落、停滯之意）大知津津樂道“堯舜禪讓”傳說，因此次章之始，就是針鋒相對的解構性寓言“堯讓許由”。
“日月”、“時雨”闡明至知至人領悟“造化”真道，“爝火”、“浸灌”揭示夭閼大知宣導“文化”偽道。
讓唐堯自言面對至人許由“自視缺然”，是諷刺夭閼大知：奉堯舜為聖治明君的你們，為何竟無“自視缺然”之感？
許言是對“至境”三句的變文演繹：不竊“君”名，不居“治”功，不充“己”欲。“予無所用天下為”，揭露了君主與夭閼大知的用天下以自為。
堯言“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屍之”，許言“庖人雖不治庖，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連接關鈕是“屍”字。古人祭神，而神不可見，遂以活人象徵性假借被祭之神，謂之“屍”。莊子暗示，造化大匠才是“真宰真君”，俗世君主實為“假宰假君”。
許言的字面顯義是：“庖人”喻堯，“屍祝”喻己，表示至人不願越俎代庖。許言的莊學奧義則是：“庖人”喻道，“屍祝”喻君，告誡俗世君主不要越俎代庖。因為造化治世，如同不治；庖丁解牛，如同不解。“不越俎代庖”，是對老聃名言“不代大匠（道）斫”的闡發。
次章之始，莊子就鋒芒直指夭閼大知鼓吹的聖治明君堯舜，追溯君主專制緣起，批判把民眾“整治”得服服帖帖的“天下大治”（大境），闡明莊學政見“至治不治”（至境）。儘管嚴酷的專制語境迫使莊子支離其言，但在恍兮惚兮的迷彩之下，莊子其實不迂不曲，非常直接。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禦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紛紛然以物為事？”
第十四節：“近代”的“藐姑射神人”寓言，即“至知”寓言。奧義藏於“塵垢秕糠，陶鑄堯舜”。
這是內、中、外三層的東方魔盒式寓言，每層均有寓意，絕非故弄玄虛。
內層是“藐姑射神人”寓言。直到本節，“至知”才“千呼萬喚始出來”，但又是“志怪”，又不直言“至人”而變文為“神人”——直到《齊物論》才點明“至人神矣”。至人的品格可用八字概括：無待無蔽，逍遙無為。
中層是“接輿狂言”寓言。佯狂（裝瘋）抗議專制暴政的楚人接輿，與孔子同處春秋末年。關於接輿的唯一史實是面斥孔子之非（《論語·微子》），因此莊子借接輿之口講述“至知”寓言意在暗示：戰國時代的專制加劇，與大知孔子開創的儒學有莫大淵源——這一主旨貫穿“內七篇”。
外層是“肩吾問連叔”寓言。肩吾像芸芸小知那樣，一方面盲從夭閼大知的“炎炎大言”，另一方面又鸚鵡學舌地仿效夭閼大知，把至人至言判為“狂”言（瘋話），不予置信。連叔則痛斥其“知有聾盲”，並用重言“以物為事”、“以天下為事”否定了專制君主和夭閼大知；“其（至人）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闡明：不治天下的至知至人之塵垢秕糠，就足以陶塑鑄造整治天下的俗君堯舜。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
第十五節：“當代”的“章甫”寓言，即母邦寓言。奧義藏于“宋”。
落實到“當代”的第一則寓言，就矛頭直指母邦宋國。莊子痛斥君主專制的直接目標，正是殘暴統治宋國長達五十二年、與莊子畢生共始終的宋國史唯一之王——宋康王。“內七篇”之所以支離其言、隱晦其旨，正是為了避免宋康王誅殺其身、剿滅其書。而“章甫”寓言則是“內七篇”主旨奧藏最深之處，也是舊莊學最感不知所云、莫名其妙之處。
其實“章甫”寓言與上下文的邏輯關係極其緊密：已被堯舜之類俗世君主整治得脫離天賦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禮教”的束發冠；尚未被堯舜之類俗世君主整治得脫離天賦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禮教”的束發冠。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焉。
第十六節：“古代”的“堯治”寓言，闡明“大治”之弊。奧義藏于“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焉”。
莊子的批判矛頭直指母邦又不限母邦，而是針對一切君主專制，因此第四則寓言再次回到專制源頭堯舜，闡明“大治”之弊，對君主專制提出終極指控：即便是實行所謂“仁政”的聖治明君堯舜，也把民眾整治得脫離了天賦自由，成了離開君主就無所適從的奴隸。因此一旦唐堯離開堯都汾陽，前往藐姑射島拜見至人，已被“成功治理”的汾陽民眾，就六神無主得如同天塌了。
倚待廟堂的儒生郭象難以容忍莊子對君主專制的終極指控，做了兩處手腳：
一、故意將“汾水之陽”誤屬上讀，把“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妄斷為“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於是下句主語“汾水之陽（的民眾）”，被移花接木地用於說明“藐姑射之山”的地理位置。
二、上句故意妄斷，導致了下句“（堯）窅然喪其天”不通，就在“天”之後，又妄增“下”字。於是“汾水之陽（的民眾）窅然喪其天焉”，變成了“（堯）窅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搗鬼的鐵證是：“藐姑射之山”不在“汾水之陽”，而在燕齊之東的海外。
《山海經·東山經》有“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海內東經》有“列姑射”：“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國在海中。”稱“島”為“山”，是古人慣例，如“蓬萊仙山”，因此“姑射山”實為姑射島，“列姑射”實為姑射列島，“藐姑射之山”實為遠離姑射列島的海島。內陸的“汾水之陽”，怎能說明外海的“藐姑射”之地理位置？
“藐姑射之山”的確切方位是“南溟”。“海運則將徙于南溟”的大鵬（大知）尚未抵達“南溟”，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神人”（至知）則已跨海越洋抵達“南溟”。
被莊子貶斥的堯舜，經郭象妄斷、增字、曲注後，成了被莊子褒揚的至人，與上文“其（至人）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無法相容。整部《莊子》中，凡是莊子及其弟子後學批判儒家祖師孔子以及儒家聖君堯舜之處，郭象一律加以系統篡改和系統曲解。這僅僅是首例。
繼次章把莊學義理具體應用於社會群體，闡明“至治不治”的社會哲學之後；末章再把莊學義理具體應用於人類個體，闡明“至用無用”的個體哲學。
末章兩則寓言的主角都是莊子、惠施。宋人惠施遊仕異邦，長期擔任魏相，輔佐一代霸主魏惠王；“宋（康）王之賢慧子也，天下莫不聞”。宋人莊子終生不仕，峻拒楚威王聘相，私詆宋康王“猛過驪龍”，面斥魏惠王與惠施為“昏上亂相”，被司馬遷譽為“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二人身份、立場尖銳對立，兩則寓言都緊扣專制主題——儘管依然極其隱晦。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廓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纊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纊，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纊，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廓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第十七節：“大瓠”寓言，闡明“江湖”立場。奧義藏于“拙於用大”。
前魏相惠施極其自得地提及魏王，毫不掩飾地亮出“廟堂”立場，認為“大瓠”（隱喻至人）對“廟堂”無用，必須“為其無用而掊之”。“對君主無用就該死”的邪惡思想，被莊子死後六年才出生的韓非推向極致，成了最為可恥的中華“國粹”。
莊子針鋒相對地提出對抗“廟堂”的“江湖”立場，認為惠施“拙於用大”，“大瓠”（至人）對“廟堂”無用，正可得其“大用”——“浮乎江湖”。莊、惠二人辯論“大瓠”有用無用，並非普通意義的有用無用，而專指對“廟堂”是否有用。用於“廟堂”還是用於“江湖”，莊子謂之“所用之異”。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東西跳樑，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十八節：“樗樹”寓言，闡明“逍遙”義理。奧義藏於“樗”、“椿”的隱晦對應。
惠施把至人比做對廟堂“無用”的“大瓠”，被莊子以“拙於用大”、“浮乎江湖”挫敗，不得不把立場從“廟堂”向“江湖”稍做位移，移向對“江湖”頗為有用的社會規範“繩墨”“規矩”，進而把至人比做“不中繩墨”“不中規矩”、對江湖民眾也“無用”的“大樗”，嘲笑其“匠者不顧”，“眾所同去”——與夭閼大知被“眾人匹之”對比。
樗樹與椿樹同種，然而樗臭而椿香，因此樗樹又名“臭椿”，椿樹又名“香椿”。《逍遙游》首章“知年”四項即朝菌、蟪蛄、冥靈、大椿中，大椿隱喻至人。莊子讓惠施在寓言中把至人貶為“臭椿”，是為了揭露專制制度的價值顛倒：在超越專制的道極視點下，至人是香椿；在囿於專制的人間視點下，至人卻是臭椿。《大宗師》直接道破了這種價值顛倒：“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
惠施之言分為兩部分：先說“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再以“今子之言”一轉話鋒，把“大而無用，眾所同去”的莊子隱喻為“大樗”。由於“大樗”像“大椿”一樣隱喻至人，因此惠施之言（實為莊子擬言）預設了陷阱：倘若莊子為自己辯護，就是自居“至人”，與莊子批判的夭閼大知一樣。
為了不落入陷阱，莊子之言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狸狌”寓言。在專制語境下，莊子無法如此反駁惠施：在自由社會中，“繩墨”、“規矩”是為民造福的順道工具；但在專制社會中，天下公器“繩墨”、“規矩”已蛻變為強化專制的悖道工具——朝令夕改的“章甫”。
莊子只能運用寓言婉轉反擊：把奔競於“廟堂”的夭閼大知比做“卑身而伏，以候遨者，東西跳樑，不避高下”的“狸狌”。不得君主所用，就惶惶如喪家之犬。即便暫得重用，也難免“中於機辟，死於網罟”。
第二部分是“斄牛”寓言。為了避開自居“至人”的陷阱，莊子先自比“能為大而不能執鼠”的“斄牛”，反駁惠施之言的後半部分“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形容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似乎誇張失度，其實是與“翼若垂天之雲”的大鵬相勾連，表明莊子認為自己僅是像大鵬一樣超越“北溟”、趨近“南溟”的順道大知。
第三部分是“無何有”卮言。莊子也一轉話鋒，再反駁惠施之言的前半部分“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由於是“惠施的大樗”，因此莊子沒有自居“至人”的嫌疑。莊子認為，即使“大樗”（至人）對廟堂君主乃至江湖民眾都“無用”，也不必“患其無用”，於是水到渠成地闡明“至用無用”的“逍遙”主題，從而結束了全篇。
最後點題語中，包含深藏奧義的兩大名相：“無何有之鄉”與“逍遙”。
“無何有”被舊莊學謬解為“什麼也沒有”，荒陋之至。“無”是動詞，意為“致無”。“何”是名詞，意為“一切物德”。“有”也是動詞，意為“持有”。“無何有”就是站在道極視點上，致無（永不圓滿的）一切物德之（自得性）持有。
“無何有”是一切分類名相之莊學至境的總括。莊學至境的標準式是“至×無×”，“×”涵蓋“道”分施萬物的一切“德（得）”，包括一切文化名相、倫理價值和哲學範疇。本篇所及的已有“至極無極”、“至待無待”、“至知無知”、“至己無己”、“至功無功”、“至名無名”、“至治無治”、“至用無用”等，後六篇尚有不勝枚舉的無數應用。
“無何有之鄉”像“藐姑射之山”一樣是“南溟”的別名，共同象徵可以通過不斷超越而無限趨近，但永遠不能完全抵達的道極。“無何有之鄉”是莊子對“文化至境”不可移易的精確命名。
“逍遙”是莊學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內七篇”之首。除了《逍遙遊》的“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僅有《大宗師》再次提及“逍遙”：“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兩次都與“無為”並提，可知“逍遙”是老聃核心名相“無為”的別名。《外篇·天運》一語道破：“逍遙，無為也。”莊學承自老學，但才調思致曠古一人的莊子不願蹈常襲故，常為老學名相另創別名，並且由此突破老學。“逍遙”對“無為”的重大突破，就是“無待”（蘊涵“無蔽”）。用現代哲學術語來說，“逍遙”就是“自由”：心靈的自由，基於對“道”的體悟；身體的自由，則是對“道”的順從。
綜上所述，次章、末章的人物寓言及其寓意，與首章的動物寓言及其相關寓意一一對應。然而莊子既支離其言，又惜墨如金，不肯笨拙地一一點破，反而在精確對應中變文橫生，新義迭出，導致《逍遙遊》奧義難以窺破，尤其使次章、末章鋒芒直指專制廟堂、夭閼大知的莊學奧義隱晦深藏，進而使郭象的篡改曲注容易得逞。
《逍遙遊》絕非舊莊學眼中充滿錯簡衍文、義理混亂矛盾的片斷雜湊，而是層層推進、滴水不漏、結構嚴謹、妙絕古今的天地至文。似淺實深的《逍遙遊》，已把莊學義理闡發殆盡，其餘六篇只是其推演展開和落實應用。
《逍遙游》批判囿於人間視點的夭閼大知，如同止於“北溟”的鯤和“夭閼”中天的鵬，不知其“泰山”之知，小於“秋毫之末”，而以有限“大知”，自詡為無限“至知”；拔高“文化”偽道，代替“造化”真道；錯誤認知人間正道，錯誤設計社會制度；助紂為虐地強化專制，悖道而行地戕賊萬民。莊子站在“南溟”、“藐姑射之山”、“無何有之鄉”共同象徵的“無極之外複無極”的道極背景下，徹底否定了“代大匠斫”的君主專制，也徹底否定了倚待廟堂的夭閼大知。莊子堅信，悖道而行不可能成功，因為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天道。即便相互倚待的專制君主、夭閼大知聯手，借助制度暴力霸王硬上弓，也不可能成功，頂多是像自居“飛之至”的尺鴳那樣自詡“成功”而已。
《書屋》二〇〇七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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