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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蒙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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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庄子是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道教的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籍贯，目前说法很多，也是当今正在研究探讨的一个课题。作者引用了中国古代史料，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庄子应该是今安徽蒙城人。今天的蒙城也就是庄子生存时期的“蒙”。当时的蒙正处于楚国与宋国的轮流控制之下，受楚文化的影响很深。而处于宋国北境的商丘东北，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蒙泽”，因它靠近宋都商丘，因而有些人误认“蒙泽”为“蒙”，这是不符史实的。楚国的北界，在庄子时代，从未到达过商丘。作者认为，说庄子是宋人，是楚人，都无可厚非，说庄子是梁国人，则是秦汉时期的人对历史地理的“今释”，也是不错的。这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都是今安徽蒙城县。从而认定安徽蒙城是庄子故里“蒙”。
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史记》不曾确指蒙地所在的地理位置。致使后世人对此作出种种解释。
《史记 集解》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
《史记 索引》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也。”
《史记 正义》说：“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此云庄周为漆园吏，即此。
当代的各种书籍，写到庄子时，基本上都是：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1999新版辞海有《庄子》条：庄子（约前369－前286）。战国时哲学家，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
根据我的研究考察，上面的几种说法，都是值得探讨的。
老庄文化是楚文化，大概现在都得到了公认。
朱熹说：“庄子生于蒙，在淮西间。”“庄子自是楚人。”(《朱子语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王国维说：“老庄之徒生于南方。”（《中国近代文论选》〈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冯友兰说：“蒙为宋地，庄子为宋人，然庄子之思想，实与楚人为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1933）
我们考察春秋战国的历史，可以看出，直到庄子去世以前，楚国的北界，未曾越过宋国的首都商丘。所谓的处于商丘东北的“蒙邑”不可能“一度被楚国攻占”。
楚国最强盛的时候，当推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楚庄王即位于公元前616年，“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但是，他“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南征北战，灭庸伐宋，观兵周郊，问周鼎之小大轻重，灭舒，伐陈，围郑，败晋。使楚国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到楚灵王八年（公元前533年）楚使太子建居城父守北边界。可见此时楚国的北界已经到达今安徽省亳州市南。换言之，今亳州市南之涡阳蒙城等地，此时应在楚国的控制之中。这是史有明文的。（参见《史记 楚世家》）
春秋末年，楚国已经占有了陈国，宋国的南部也已为楚国所有，但是，以商丘为国都的宋国一直存在到庄子去世的那一年（公元前286年）。
宋国是殷商的后代，周文王封殷之后代为宋，都商丘。虽然宋国国都也曾一度迁徙，商丘却一直是宋国的固有领土。而宋国灭亡之前，商丘不曾被其他国家占有。楚国也没有占领过商丘，更不用说商丘之东北的所谓“蒙邑”了。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南方”与“北方”这个词与现在差别是很大的。所谓北方，齐、鲁、晋是也，也称“中原”。南方为吴、楚、越。从地理上讲，涡淮地区是当时的南方。老子、庄子当是南方人，涡淮文化是南方文化，属于楚文化系统。准确的说，以楚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其地理环境的起源是楚湘，而至春秋末年，其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与相互影响，已使楚文化有了相当的发展。楚文化的历史地理范围已经扩展至涡淮地区。产生了以老子、庄子和屈原这样的一些杰出的文化人物。屈原是楚国固有的文化人，而老庄是楚文化北渐中的代表。
将庄子的“蒙”说成是在河南归德（今之商丘）的蒙泽（也就是今商丘东北），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从明代的《广舆记》和《一统志》开始的。由于有了这个说法，明代以后的志书，辞书及私人著作者，均不加考索，予以引用。但是，在《苏东坡全集》中，有一篇《庄子祠堂记》，是为蒙城人建庄子祠堂而写的。是应王兢的要求而写作的。宋熙宁九年（宋神宗，公元1076年），秘书丞王兢担任蒙城县令。他动员了地方乡绅集资，又拨了公款，在蒙城东北三里动工兴建了庄子祠堂。
文章一开头，即为“庄子，蒙人也”，将庄周故里的蒙明确确定为蒙城。在蒙城东关庄子祠堂遗址上，现在已经出土了苏东坡的《庄子祠堂记》残碑半块，碑文存原文186字。经研究，碑文文字当是苏东坡亲笔所书写。
《王文公文集》中有一首诗《蒙城清燕堂》：“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后世风。庭下早知闲索木，坐间遥想御丝桐。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
这首诗是王安石为时任蒙城县令的苏舜卿（公元1008－1048）大学士写的， 可知，宋代的一些大学问家，苏东坡、王安石、王兢、苏舜卿等人，他们都确认，庄周故里是在蒙城。庄子，蒙人，这“蒙”也即是蒙城无疑。
刘向《别录》说庄子“宋之蒙人”，《史记 索引》则说：《地理志》蒙县属梁国。初看起来，这个说法与刘向说法相矛盾。其实不然，刘向说的庄周宋国人，是就春秋时代宋国固有领土而言，而《地理志》则是写的汉朝的历史地理。汉代，蒙则是在郡国梁国了。
《汉书 地理志》：摘引：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莽曰陈定。属豫州。户三万八千七百九，口十万六千七百五十二。县八：砀，山出文石。莽曰节碭。淄，故戴国。莽曰嘉谷。 杼秋，莽曰予秋。 蒙，获水首受淄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过郡五，行五百五十里。莽曰蒙思。 己氏，莽曰己善。 虞，莽曰陈定亭。 下邑，莽曰下洽。 睢阳，故宋国，微子所封。《禹贡》盟诸泽在东北。
为了弄清楚《汉书 地理志》所说的历史地理，我们将这八个县与今天的地名大致上做一个参考：砀－砀山，今属安徽； 淄－故戴国，今河南民权东，春秋时灭于宋； 杼秋－今安徽萧县西； 己氏－今山东曹县； 虞－今河南虞城； 下邑－今河南夏邑； 睢阳－今河南商丘。
我们现在争议的蒙，在《地理志》中有二点很明确：
首先，蒙有获水，获水从淄（河南民权）那里流过来，在蒙县这个地方开了一个人工渠叫“获渠”，这个“获渠”东北至彭城入泗水。
这个历史地理坐标是何等明白地告诉我们：要找“蒙县”必须从彭城（今徐州）向西南方向去找。因为“获渠”是从蒙县向东北方向到达彭城的。
其次，注意睢阳：“禹贡盟诸泽在东北”。这个泽没有说叫做蒙泽，我推测，睢阳（商丘）的东北除了“蒙泽”还会有其他泽吗？“盟诸泽”应该是蒙泽。
西汉的梁国，秦时称砀郡，其实是改战国宋的地盘为砀郡的。梁国蒙县，其地理位置正在今蒙城、涡阳一带，它正符合“获水”从淄东南流，“获渠”东北至彭城的二条线相交的交点。这一带水系均为东南流，因此，获水也当不例外。而获渠，则是贯通这些东南流的水系的人工渠。
在梁国，除了有蒙县，还有蒙泽，后世将此混为一谈，造成谬种流传。今蒙城早在春秋战国，秦汉，就称“蒙”了，郡县制后，它当然地成了蒙县，这个蒙县，亦即是魏晋以后直至今天的蒙城。
获渠“过郡五百五十里”，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当是当时的重要水利措施之一。可惜这方面的材料很少了。这个蒙县如果不在今蒙城，按某些学者的说法，蒙县在商丘东北，那末，从商丘到彭城就不是“东北至”而是“东至”，甚至“东南至”了。如果东南至彭城，这条人工渠也就丧失了它的作用了，因为这里的水系全是东南向。因此，“获渠东北至彭城”，这是我们今天解开蒙城历史地理的关键之一，我们不能忽视了。
蒙泽与蒙县，确实是当时宋国，或后来的梁国都有的。唐初的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注疏，有一句：“注蒙泽至蒙县…… ”下面厥文，不知何义。但是孔颖达的这句话指出了“蒙泽”与“蒙县”确是二地，是混同不到一起的。
《前汉书 地理志》序言中有这样二句：“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当然是班固的原文了。颜师古指出；“蔡、蒙，二山名”，蔡蒙二山当不远离。所以这蒙也必然是今之蒙城，不是蒙泽。“蔡蒙旅平”，当指汉武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同母弟梁王刘武，梁国南面面临吴楚，是吴楚七国争夺的首要，蔡蒙必为首冲。七国早已平定，所以班固要说“蔡蒙旅平”了。如果蒙是在梁国的北方，吴楚七国当冲击不到那地方。梁国有较大的力量，不是吴楚七国可以轻进的。在中央和梁国的合力之下，吴楚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了，七国之乱没有攻破梁国。“蔡蒙旅平”这句话，也同样指明了“蒙”在今蒙城，而不是商丘北之蒙泽。
有学者以为，现今的蒙城是北魏孝文帝大和七年（公元438年）是在山桑旧址上新建的。不是西汉的蒙县。
山桑县在《晋书·地理志》已经出现了，《隋书·地理志》山桑属谯郡六县之一。《隋书·地理志》对山桑县所作的注特详，我们不妨来看一看：
“山桑：后魏置涡州涡阳县。又置谯郡。梁改涡州曰西徐州，东魏改曰谯州，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涡阳为肥水。大业初州废，改曰山桑。又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置蒙郡，后魏废郡置蒙县，后又置郡，开皇初郡废，又梁置阳夏郡，东魏废。”
《旧唐书·地理志》中的蒙城属亳州：“蒙城，隋山桑县，属谯州。州废，隶亳州。天宝元年改为蒙城。”
《晋书·地理志》中蒙县与山桑县同时出现。蒙在梁国，山桑在谯郡。蒙与山桑相邻。《南齐书·州郡志》中蒙与城父同属梁郡，蒙正在城父南，是蒙县并入山桑，后又将山桑改为蒙城。
我认为，山桑是“蒙”的旧址上短暂的新翻花样，是“蒙”的东南部的分治，今天的蒙城，在公元四五世纪以来，特别是唐宋以来的千余年中，它的地理位置是没有争议的。今日之安徽省蒙城县，正是汉以前的蒙县，这一事实得以澄清以后，有许多历史疑问可以得到解释。如果说庄周是商丘北蒙泽之人，楚国的北界在庄周时代未曾越过商丘，那末又哪来的“庄子是楚文化”的产物。于是有人说，庄周游历过楚国，生活在楚国相当长时间。其实，庄子所生活的蒙，不在商丘北。商丘北是有个蒙，叫蒙泽，那不是庄周故里。真正的庄子故里“蒙”在今安徽省蒙城。
楚国的北界在安徽亳州南之城父，至迟在公元前523年，“楚平王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史记 楚世家》）其实，早在此前楚一直与宋之间有领土之争。处于城父之南的蒙县，是春秋历史上宋国的固有领土。称庄子是宋国人未尝不可。但庄子存世期间，这蒙县实在是在楚的控制之下，或者是在宋国与楚国轮流控制之下。战国时期的国土领有极不稳定，否则就不叫“战国”了。比如说，宋最后一位宋王君偃，“十一年（公元前318年），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史记 宋微子世家》）公元前286年，宋亡。从宋都商丘至蒙城正好三百里。可见，庄子晚年也仍是在被楚国长期占领后又被宋国夺了回来的“蒙县”生活。说他是楚人，是宋人，实在没有理由说那种说法不对。司马迁用心良苦，给庄子列传，“庄子，蒙人也”，实在也不能明确说他是宋国蒙人或楚国蒙人。如果这个蒙是在蒙泽，宋国亡，蒙泽也亡，庄周也于此时去世。（公元前286年）如若此，则可说：“庄子，宋蒙人也”。
顺便说一下，老子早于庄子约二百年，宋国蒙地在今安徽蒙城与涡阳间，宋国苦县或楚国苦县老子故里，在今涡阳涡河与武家河之交界，涡河北老子庙附近（详见王振川《老子与范蠡》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
明代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一个叫陆应阳的人写的一本《广舆记》，把蒙泽说成了蒙城，以讹传讹，贻误至今。明代学者李时芳当时就曾指出：“以东坡之才，介甫之学，为宋人一代宗工，宁有考证不确而轻托于诗文者乎？唯世不信东坡、介甫于元丰（公元1078-1085）之际，乃信陆应阳于今日癫狂谬妄、曲学媚世之口。”这是庄子所不能接受的吧？
总之，关于“庄子，蒙人”，据我考证，这地方在今天就是安徽蒙城。庄子在世时，这地方原属宋国，说庄子是宋国蒙人是不错的；说庄子是楚国蒙人也是不错的，因为这地方在庄子生前死后，都被楚国占有过（宋君偃时宋国曾夺回过“蒙县”，当庄子晚年）。在汉代，这个地方属郡国梁。所以汉及以后人又有说庄子是梁国蒙人的。将“蒙”说成是“商丘北”，这是混淆了蒙县与蒙泽的原故。《当代宗教研究》2005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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