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辨析 　　所谓辨析实际上只是推测，今以“大概”论之。 　　《庄子》大概是三个人写的。 　　《庄子·内篇》大概是庄子本人写的。 　　《骈拇》《马蹄》《胠箧》三篇大概是庄子青年时的作品。人的思想在一生中会有变化。此三篇在思想上与内篇有很大不同，鼓吹绝圣弃知，殚残天下之圣法，塞师旷之耳，胶离朱之目，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一言以蔽之，无法无天。而文中欠缺哲学思辨，空发议论，反叛精神跃然纸上。此三篇在文体上与其余诸篇不同，用词华丽，追求工整，点评诸子，借物抒情，摆脱人为束缚、追求精神自由跃然纸上。庄子早期的批判对象也过于混乱，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而在内篇中曾、史、杨、墨已不提，只化解儒墨之争，师旷则归于爱好而不责、工倕归于熟能生巧、离朱归于天生。 　　大概庄子学生时代，父母和老师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逼着他学儒家的礼、墨家的辨、师旷的琴，工倕的技、离朱的目。一言以蔽之，“素质教育”。庄周对之腻烦透顶，“哦，你们都是伯乐，我只是千里马。我长个六指儿，你们就要把它割下来！”偶一接触老子的学说，庄周豁然开朗，“咦，你们不是伯乐，我也不是马。你们要我学的东西全是六指儿！” 　　从其余诸篇作品中我们可以得知，后期庄子的兴趣几乎都集中在研究孔子上了，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传闻轶事，如《盗跖》，《渔父》，孔子围于陈蔡等。当时诸子百家并起，儒墨旗鼓相当，庄子为什么会对孔子如此感兴趣呢？如果不喜欢孔子的书，就把它们扔到一边，完全可以学习庚桑楚偏得老聃之道，居畏垒之山，读卫生之经，做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大概庄子已经敏锐地认识到诸子百家之中只有孔子学说是从人的本性和百姓的疾苦两个基本点出发的，是唯一能够拯救乱世重返太平的可行学说。 　　孔子告诉人们应该这样做，庄子就要问为什么这样做。庄子一方面批判孔子学说的缺点，指出后世儒学已经变成仁义说教，远离了孔子学说的基本出发点。另一方面又在帮着孔子做解释：为什么要无为而治，为什么要君子之交淡若水，为什么要与日俱化，为什么要视金钱如雀蚊虻，为什么不要去辅佐暴君，为什么不要信鬼神，为什么不要厚葬。 　　《在宥》《天地》大概是庄子稍后时候的作品，寓言文体有了雏形，庄子的主要思想也有了雏形。庄子开始关注孔子向老子问道以及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不过主要批判对象仍不离曾史杨墨。 　　庄周家贫，没钱买书，惠施书多，装了五车。庄子想读书，不得不向惠施去借，借书就要还。遇到好的文章想留下来，偷偷剪下来非君子所为，只好抄下来。所以外篇和杂篇中有许多故事大概是庄子的读书摘录，如《天地》《天运》《达生》《庚桑楚》等。《庄子》中的寓言和故事有明显的特点，寓言为了阐明庄子的观点而设，故事为了引出庄子的评论而摘。并非象《列子》那样胡抄海抄，抄得漏洞百出。寓言中一般应有一正一反两个角色，一个代表庄子，一个代表他人。如果把两方的观点都看成庄子的观点大概不妥。例如《齐物论》中齧缺代表庄子，王倪代表他人；瞿鹊子代表他人，长梧子代表庄子。庄子对摘录的故事一般有所评论。举一例，《达生》中有齐桓公田于泽见鬼的故事，在《庚桑楚》中便有庄子对这段故事的评论。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恶乎分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故出而不反，见其鬼；出而得，是谓得死。灭而有实，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 　　原来道是通的。把道分开，就有了“成”和“毁”。为什么要分开，是因为主观上追求完备、完美、成就；为什么追求完备，是因为有能力追求完备。所以想法就出来了却怎么也回不去了，齐桓公心里想称霸诸侯，以备荣耀，又不知如何去做才能变成现实，憋在心里，久而久之便看到了那个鬼；出去田猎有所得，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动物的死亡。齐桓公突然想到把周围小的诸侯灭掉，自己的梦想才能变成现实。这就是齐桓公心中的鬼，皇子告敖猜出了齐桓公的意图，杜撰出一个委蛇之鬼，替齐桓公说出了想说又不好意思说出的心思。这个委蛇之鬼是皇子告敖用有形的东西象征无形的东西而已。 　　人的意志实现依靠情绪，意志既定，情绪就会逐渐强化，意志实现后，情绪就会逐渐弱化。自然情绪源于物化，比如食欲，性欲等。非自然情绪源于心化，比如荣耀，贪婪等。情绪的长久压抑可能会酿成心病。自然情绪的宣泄只有走符合物化的道，非自然情绪的宣泄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心化导致的意志以心化解之，待时间忘之，本来就是无中生有，与物无关，自然可以解之忘之。庄子提到了一种解之忘之的方法叫做“心斋”，见《人间世》；一种是意志实现，无奈欲壑难填，疲于奔命。尼采鼓吹超人的强力意志，可又无法实现其意志，久而久之精神分裂。希特勒奉尼采的理论为“圣经”而又有能力每每实现其强力意志，称霸欧洲。虽未精神分裂，可其野心却无法得到满足，最终彻底覆灭。古之霸主与今之霸主都因荣耀与贪婪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给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 　　庄子曰：『兵莫憯于志，镆鎁为下；寇莫大于阴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非阴阳贼之，心则使之也。』（《庚桑楚》） 　　兵器没有比人的意志更锋利的，原子弹都在其次；强盗没有比阴阳更可怕的。何谓阴阳，正面反面是矣。霸主们想把对手彻底消灭，一劳永逸，这岂不是在与阴阳作对，阴阳要追杀你，你往哪儿跑，你能从天地之间逃掉吗？所以暴秦消灭了六国，以为战胜了阴阳，结果不出20年，断子绝孙，被阴阳一锅焖。希特勒征服了欧洲，以为战胜了阴阳，结果不出10年，身败名裂，被阴阳一勺烩。并不是阴阳要追杀他们，是他们的野心和贪心以自己的意志为剑，以谎言为术，以人民为盾，把阴阳变成了敌人，使自己到处被追杀，时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直至最后覆灭。 　　庄子大概曾作《惠施》一篇，以纪念老友惠施。《惠施》一篇到哪儿去了呢？大概在《庄子·天下篇》的最后。『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谁能知惠施之家有书五车！谁又能对惠施之方了如执掌！谁能为惠施之才惜乎悲夫！谁又能将『是以响穷声，形与影竞走』与惠施多方的论述分开，以照应《齐物论》。没有别人，那个人就是庄周。 　　从《天下》的结构来看，开始有“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再有“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接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然后“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最后讲到惠施，没有古之道术，也不闻其风而悦之。所以《天下》是《惠施》的前一篇，《天下》是庄子之徒评价庄子所作，《惠施》是庄子评价惠施所作。这儿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惠施篇》中出现了恒团、公孙龙，还与惠施一起辩论。公孙龙是赵国平原君的门客，惠施是魏国的相国，惠施比庄周死得早，公孙龙如何与惠施碰上的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惠施篇》不是庄子作的，是后人写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辩者之囿也。』这两句话是后人添加的，我们不妨把这两句话去掉，这个奇怪的问题就没了，『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原来惠施不是与公孙龙辩论，是与辩者在辩论，公孙龙不过是辨者们的徒弟而已。 　　那么是谁添加了有关公孙龙的言论呢？是谁与公孙龙在辩论呢？这个人大概是魏牟。魏牟与公孙龙的辩论大概发生在庄子死后二三十年以后，魏牟大概是庄子的弟子，大概是惠施介绍给庄子认识的〖注1〗。《庄子》中有关公孙龙和魏牟的言论还有三处，《齐物论》中有『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这是针对公孙龙的《指物论》而言。上下文都是庄子在讲“言”与“道”，中间却跑出来“指”和“马”，这大概也是魏牟所添加。《秋水》一篇把魏牟与公孙龙的对话都写进去，《秋水》大概也是魏牟所作。《让王》中有魏牟的言行及其隐岩穴的记录，这大概也是魏牟所作。魏牟大概就是《庄子》的第二位作者。 　　《田子方》一文因为庄子见鲁哀公一段有违史实，一向被认为是战国末期的作品。《知北游》有庄子论道与论齐知，与《齐物论》和《寓言》中的思想一致，大概出自庄子的手笔。这儿又有一个奇怪的问题。《惠施篇》大概是庄子所作，《天下篇》肯定不是庄子手笔，大概是战国末期的作品；《知北游》大概是庄子所作，《田子方》肯定不是庄子手笔，大概也是战国末期的作品。我们假设庄子有个徒孙，大概活动于魏牟死后二三十年以后的战国末期。是他写了《天下篇》和《田子方》，他是怎么把它们加到《庄子》中去的呢？在《庄子·外篇》的最后一篇之前加一篇，在《庄子·杂篇》的最后一篇之前加一篇。他会不会在《庄子·内篇》的最后一篇之前也加一篇呢？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应帝王》因为与《齐物论》存在照应关系，大概是庄子的手笔。让我们再来看看《大宗师》吧。《大宗师》描述了一个古之真人，庄子不赞成孔子把一些行为和情绪框起来给它们起一些諔詭幻怪的名字，认为这些条条框框已经变成禁锢自然情绪的桎梏，自己怎么会又杜撰出一个古之真人来呢？（『彼且蕲以諔詭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德充符》）。这个古之真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说齐知之所知，则浅矣。那么真人是如何齐真知的呢？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爱做梦，梦里还占其梦。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庄周家贫，好不容易从监河侯那里借点米来，吃起来怎么能不香呢？吃完饭后不刷碗在那块儿瞎琢磨，蒸笼都长了细菌(蒸成菌)，被老婆臭骂了一顿，斗嘴斗不过跑到外面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气不打一处来。这个真人很厉害，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后来有病了，病得越来越厉害了，喘喘然将死，但非常乐观。后来果真死了，有两个朋友却在尸体旁高兴地唱歌。后来又有一个朋友病了，却在那儿呼天抢地，哭喊着“天哪！我的命好苦啊！”。这就是《大宗师》里描述的古之真人。再来看看古之真人所得的“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南伯子葵想跟女偊学“道”，女偊说：“不成，道不可学，你不是学道的人”， 南伯子葵说：“您怎么得道的？” 女偊说：“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这就是说这些人你都没见过，你也不可能见过，都是我瞎编的，这个“道”只有我真人知道，你凡人不可能知道。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古之真人追求纯素，什么是纯素，就是你们想的那些事全不关我的事（《刻意》）。什么刑罚对古之真人也不好使（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列御寇》）。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徐无鬼》）。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戏、黄帝不得友（《田子方》）。一言以蔽之，牛x！ 　　所以《大宗师》大概是庄子的徒孙把庄子外杂篇中的几个寓言和故事拿过来，精心加工，以杜撰出一个古之真人作为大宗师。为什么这样做呢？战国末期，天下大乱，秦王残暴，诸子百家已经不能象墨子和孟子那种方式游说诸侯，请求停战息兵。所以不得不纷纷诉诸宗教，儒家举忠孝与厚葬，笃信“圣人”，形成儒教。墨家揭竿而起，拥戴“巨子”，形成墨教。道家也想弄个宗教。可却没有一个偶像，圣人被庄子戏弄得是非不辨，神人又出自疯子接舆之口，至人在庄子笔下总说一些老百姓不能明白的话。大概为了宗教的需要，庄子的徒孙杜撰出这个古之真人，再把战乱中老百姓希望拥有的能力附在这个真人身上。作《天下》《田子方》《大宗师》的那个人大概就是《庄子》的第三位作者。 　　今将《庄子》做以下分类，谨供参考。 　　《骈拇》、《马蹄》、《胠箧》大概是庄子早期作品。 　　《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缮性》大概是庄子中期作品。 　　《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府充》、《大宗师》的一部分、《应帝王》、《至乐》、《达生》、《山木》、《知北游》、《庚桑楚》、《则阳》、《外物》、《寓言》、《天下·惠施篇》大概是庄子晚期作品。 　　《秋水》、《让王》大概是魏牟所做。 　　《大宗师》的一部分、《刻意》、《田子方》、《徐无鬼》、《列御寇》、《天下》大概是庄子的徒孙在战国末期写成。 　　《盗跖》《渔父》可能是庄子整理的民间故事，也可能是其后人整理的。 　　《说剑》可能是庄子后人整理的民间故事，讲的不是庄周，是庄辛。 　　《列子》中记录了魏中山公子牟与乐正子舆的对话，从中我们可以得知魏牟原先十分崇拜赵人公孙龙，乐正子舆甚至说魏牟是公孙龙的徒弟。子舆不断指出公孙龙理论的过错，而魏牟不断在为公孙龙的理论进行辩解。由此可见魏牟对公孙龙的理论有一定研究。魏牟与乐正子舆的辩论在魏牟的沉思中结束。然而魏牟并未服气，打算回去深入研究公孙龙的理论之后，再来找子舆辩论。再返回来看一看《庄子·秋水》中魏牟与公孙龙的对话，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魏牟的思想曾经发生过重大的转变，或许这次转变就发生在魏牟与乐正子舆辩论之后，魏牟从相信公孙龙的理论，转而皈依了庄子。 　　公子牟隐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独不闻夫埳井之鼃乎？－－－埳井之鼃就是公孙龙。谓东海之鳖曰－－－东海之鳖就是魏牟：‘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虷、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公孙龙向魏牟炫耀自己的理论， 　　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魏牟差一点相信了公孙龙的理论。犹豫了很长时间，终因公孙龙理论中的弊端而退了回来，没有掉到埳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