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沉溺于极度狂欢之中，创作热情相当高涨。他所作的弦乐五重奏有三家出版商争着要出版，只有他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他的听觉有些不完全。但是耳聋并没有使贝多芬放弃他的追求。采莱写道：“虽然他从1800年起遭受了耳疾的苦痛，但直到1812年，他仍能很完全地听到他人的谈话和音乐。”西弗拉特也这样说过。
经历了1803年的变异，到了1804年，贝多芬向小提琴家克伦福尔兹说：“我至今不能满意于自己的作品，从今天起，我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克伦福尔兹只感到惊奇。眼下，贝多芬对各种乐曲已能够纯熟地运用；他完成了《神乐橄榄山》。在1804年4月里的公开演出中，同时演奏了他已完成的两首交响曲和他新作成的《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第37号）。这次音乐会使他的袋中多了许多金钱。第一交响曲在德国各城镇中演奏而博得很好的声誉。一个月之后，贝多芬又匆忙地作成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后来题赠给克莱逊），让从伦敦来的小提琴家勃立其塔布演奏。那缓慢的乐章完全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力。
所谓“新的道路”，并不是继续走他那固有的光明灿烂的路、贝多芬抓住了另一种新的力量，反映在他的《英雄交响曲》（作品第55号，又称《第三交响曲》）中，则是那震撼人心的、明朗而迥异的开篇乐章，在无数的号乐中出现了基本的、成功的主题。这种将许多力量突然地集中在一起的表达方式，他已等候了许多时日。
贝多芬日后如此写道：“我的习惯是从小就养成的。当我想到了什么，就立刻写了下来。”这就使他找到了许多不同革新的源流，偶尔灵感一至，就将主题记入了乐谱薄。有许多主题就这样不再继续下去而任其放置着，或者经过一年以后，他会再写下去。在创作热潮中，他终于得到了一次最大的成功。
1802—1812年的十年，可以称为贝多芬的“英雄年代”，其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
贝多芬音乐创作的成熟过程从表面状况看相当迟缓，却是稳固地发展着。他30岁时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而莫扎特在这个年龄时所创作的交响曲已达40部之多。
当他确信耳疾无法治疗时，痛苦和失望笼罩着他。然而，他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度过了精神危机，苦难变成了他音乐创作的力量源泉。
英雄，这样一个人类进步的先驱者，出现在贝多芬的脑海中；或者，他战胜苦难的过程中产生的自信心使他将自己也视为一位力量超凡的英雄。
1802年，贝多芬开始创作这一主题的交响曲。在一定程度上，它宛如贝多芬个人经历的一部自传；而这种英雄主义则是贝多芬所特有的、历万劫而不变的坚毅精神的音乐化表现形式。此曲标志着贝多芬音乐创作中“英雄年代”的开始。
当初，贝多芬打算将此曲奉献给他所崇拜的拿破仑。全曲完成于1804年。当年春季，兰兹看到了放在贝多芬桌上的原稿，其扉页上有“波拿巴”的字样。过了一个星期，贝多芬发现有人在那后面加上了“皇帝”两字，便愤怒地将扉页一撕为二。此时，拿破仑称帝之事已为人所共知了。
贝多芬勃然大怒地喊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现在他就要践踏一切人的权利，只顾自己的野心了，他就要高踞于所有人之上做个暴君了！”
里区诺斯基目睹了这一切。
8月12日，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总谱交给白兰特托夫和哈代尔出版。10月，总谱正式发行，题目已改为“《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大的人物而作”。
这首曲子是贝多芬创作生涯中，也是交响音乐史中的伟大里程碑。它第一次展示了作曲家的英雄主义创作思想。作品的篇幅极其庞大，情绪激昂，音响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1821年，当拿破仑死于圣赫勒拿荒岛时，贝多芬就说：“早在17年之前，我的音乐就预示了这个结局。”他的意思是指《英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
《英雄（第三）交响曲》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其光辉思想比起《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来，大大跨进了一步。在第一、第二交响曲中，贝多芬还只是继承了前辈海顿、莫扎特的创作传统风格和思想，而在这首交响曲中，他则是用新的形式和音乐思想的概括力量，着重表现了英雄为争取人类的未来幸福而献出生命的悲剧精神。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标志着贝多芬的创作已进入了成熟期。
全曲共分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揭示了英雄性格的各个侧面以及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第二乐章则是悲壮的挽歌，习惯上又称之为《葬礼进行曲》。罗曼·罗兰曾说：这是“全人类抬着英雄的棺椁”。乐曲从小调性的旋律开始，缓慢的速度配合着送葬者沉痛的步伐，以附点音符节奏为特征的悲哀曲调，表现出民众悼念烈士的心情。
第三乐章是与前乐章形成鲜明对比的一首谐谑曲。音乐充满了活力和乐观的情绪，前后两部分是闪电般急速迅猛的音调，中间部分则是象征着光明未来的号角声，它表现了民众在英雄之后的前仆后继。
第四乐章表现了民众庆祝胜利的场面。终曲的规模和戏剧性内容只有在20年后贝多芬所创作的《第九交响曲》的终曲，才能与之相比。《英雄交响曲》终曲的基本主题是表现整齐的民众方队在英雄纪念碑前献花致敬，以及庆祝胜利的狂欢。
贝多芬把《英雄交响曲》称为他最心爱的产儿。当他已经写出八部交响曲之后，他仍然认为自己最喜爱的是《英雄交响曲》。
1805年，《英雄交响曲》第一次试奏后，听众又有什么反应呢？往常，人们欣赏到的交响曲是结构精致、声音悦耳的，而这首交响曲第一次演奏后立刻就遭到了诅咒。有人说：“音乐，一定要使我们得到快乐。”有的皇室贵族甚至说：“只要停下来不再演奏，我可以再多给一个铜板！”
很少有人在第一次听到《英雄交响曲》的时候，会静心屏息地欣赏它，并进而思考它为什么会带给贝多芬如此崇高的地位、名声。
此曲经过了数年演出，但乐师始终摸不清其真正的意图，所以总没有很好的演出成绩，甚至连贝多芬最忠实的朋友也不能了解。
第一次公开演出后的危机似乎很严重，各方听众的意见约可分成三种。有的人以为它没有多少“艺术上的价值”，只不过是“未成熟和不成功的奇异演奏”，用一种“奇怪的音调和剧烈的转变”，得到了“超常而幻想的结果”；第二种意见虽认为此交响曲很美，但不可能长久，并为作曲家离开了C大调、D大调交响曲和降E大调七重奏所走的路而惋惜；第三种人（包括了贝多芬的知心朋友），却毫不动摇地说：“这首交响曲正是大师之作，也是真实的古曲音乐，现在不受到大众欢迎的缘故，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受到足够的艺术教育，以致未能吸收其精髓，许多年之后，它的价值会被证明的。”
虽然《英雄交响曲》用去了贝多芬的主要精力，但各式各样的小作品仍时有问世，因为自己耳聋的原因，他一刻也不愿意休息。这也许是他考虑了外界批评而对自己作了一番重新调整的缘故。他继续不断地写了许多奏鸣曲和一些小作品。出版商所印刷的乐谱出现了许多处错误，但他们又不进行更改。这使贝多芬勃然大怒，因为他的手书乐谱是准确的。他写下了严肃批评这些人的话：“错误之多，宛如海洋之鱼。”
事实很明白，出版商对他漠不关心，不像贝多芬日后成了名之后的另一种态度。贝多芬时常向他们提抗议，索回自己的乐谱以作修改；有时，他也无法如愿以偿。后来，他干脆称这些人为“狡猾的骗子”。这种掠夺式的交易，在当时是很盛行的。
贝多芬为了表示自己的恚恨，就跟他们开展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他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作品第29号）就这样拖了两年之久。这些事使贝多芬陷入了更为困难的境地。
这首五重奏是由白莱特托夫和哈代尔在1802年11月原版印出的。同时，阿尔泰利亚出了重印本。隔了不久，这部五重奏又被莫里兹·弗拉斯伯爵购去作为私用；根据当时的习惯，即使过了一些时日，该曲的所有权仍应归还作曲者。无赖的阿尔泰利亚用了卑劣的手段，从伯爵手中取到了拷贝，立刻就出版了。贝多芬不得不在莱比锡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阿尔泰利亚印的乐谱从未和自己接洽过，而且是“不正确的、对演奏者无用的”。结果却是意想不到的：阿尔泰利亚提出了合法的抗议，因为贝多芬在技术上已给乐谱作了一些改正；他在这件事上并无过失，是贝多芬诽谤了他。
贝多芬只能收回他的声明，向对方作了道歉。
所有遇到贝多芬的人都觉得他非常奇怪，他的个人吸引力已增加了。随着气候的变化，他常在街上和田野里走一走。他的面部宛如带了一个面罩，只有双眼喷射出生命之火，但他的心是更为活泼和有计划了。他的日常生活显得无规律起来，他常掉换住所，不论是换到什么地方，屋内总是显得乱七八糟的。西弗拉特说：“书本和乐谱撒满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这边有残菜剩饭放着，有半空的瓶子；那边还有一首四重奏的草稿，钢琴上放着纸张和碎屑……这些材料都是一些光辉的交响曲的胚胎，朋友的和生意上的信件撒满一地。”
兰兹也曾说起，1804年夏季的一天，当他到贝多芬的寓所去听课时，贝多芬希望和他散一次步。贝多芬带着他年轻的学生走到极远的地方，直到晚上8点钟才回家。他口中喃喃而语，又像在呜咽，忽高忽低，没有唱出任何肯定的、明确的主调，我问他那是什么？他回答我说：“那是我想象中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一乐章的主题。”当我们重新踏入房间，他立刻跑到钢琴边，连帽子也不脱，写了起来；我只好拿了一把椅子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他已完全忘记我。整整一个小时，他发狂地写着，完成了那首美丽的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最后，他站了起来，看见了我，似乎是很惊奇、很遗憾地说：“我今天是不能给你上课了，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这就是《热情奏鸣曲》的诞生。
它和次年所作的《华尔特斯坦奏鸣曲》一样都非常成功。贝多芬的音乐创作突破了钢琴本身的限制。他的作品已使所有的钢琴不能弹奏了。那时所造的钢琴只能供弹奏轻快而华丽的乐曲用。没多久，他就从钢琴制造者安德列斯·史特利却手中得到了回声和弹性更大的钢琴。这首《热情奏鸣曲》所表现的力量太强大了，本来是不预备作公开演奏的，所以直至作曲家进入墓地后12年才见诸于世。
